蘇劍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問題，現在很多人都認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在于物質方面，比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等。在我看來，中國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就意味著是需求決定增長，因此需求的質量也就決定了經濟增長的質量。比如美國金融危機是當時的次級貸款引發的，和次級貸款相對應的投資是住房投資，而且是美國那些信用記錄不佳者的住房投資，這種投資就是劣質投資，劣質投資拉動經濟的結果就是經濟增長越來越糟。

  那么需求的質量體現在哪里？就消費而言，消費的質量取決于它能夠給消費者帶來多大的邊際效用，邊際效應越高，意味著需求質量越高；就投資而言，投資的質量取決于它能給投資者帶來多少預期收益率，收益率越高，意味著投資質量越高；就出口而言，它增長的質量總是高的，但是對于中國而言，未來必須要從依靠外需轉向擴大內需。這就引發了一個政策問題。我認為凱恩斯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只管數量，不管質量。

  這次中央重新提出擴大內需的要求，那么我們怎樣擴大需求，保證需求的質量呢？產品創新是關鍵。如果產品創新能形成新的消費增長點，那么它為消費者帶來的邊際效用必然是高的；對于企業而言，生產這樣的產品是有利可圖的，收益是高質量的，相應的投資也就是高質量的，這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適用。我國可以通過結構升級，把現在發達國家生產的產品成本降下來，利用后發優勢，搶占他們的市場。此外，我國還需要進一步開放，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產業升級。同時，我們還需要推動需求側改革，尤其是高質量的需求擴張。

  對此，我提兩點建議：一是徹底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以應對20年后中國將面臨的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二是大幅度治理沙漠，這不僅能讓每個個人享受到更好的環境，而且能帶來大規模的長期投資，這完全可以替代房地產投資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在20年前，中國的房地產投資是非常高質量的投資，但現在能夠帶給人們的邊際效用已經大幅下降。

  關于中國長期改革的突破口，我認為是全面實行依法治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好法律體系，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加以解決。比如最近的鴻茅藥酒事件，本來是一個簡單的商業糾紛，最后變成行政案件。如果建立起良好的法律制度，讓人們對制度產生穩定的預期，同時規范好政府的行為，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都會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