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去產能的持續推進，已取得一系列積極成效，值得充分肯定。在外需條件較為有利的宏觀背景下，供給側改革可望取得更大成績。

  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去產能政策的成效，還進一步體現為產能過剩企業的經營狀況改善、杠桿率下降，相應地銀行貸款不良率下降、金融體系穩健性上升。但是，去產能行業的經營狀況改善，很大程度上是行業之間利益再分配的結果，并以抬高其他行業成本為代價，擠占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在此對應關系當中，去產能行業更多集中于上游行業、重工業、國有企業，而其他行業更多集中于下游行業、輕工業、非國有企業。這不但可能對資源配置產生扭曲影響，而且一旦外需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則去產能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問題。因此，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這仍然無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去產能政策落實過程中，中國經濟在2016年出現企穩，并在2017年實現超預期增長。化解過剩產能的政策不僅取得了實效，而且獲得了世界鋼鐵協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各方的高度評價。在此背景下，十九大報告和2018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再次強調，要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就需要我們對“去產能”的政策及其影響進行評估，以有助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一步順利推進。

  目前，去產能政策取得了重大進展，不過在相當程度上這是行業間利益再分配的結果，并以抬高其他行業成本為代價，擠壓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和投資需求。這不但可能對資源配置產生扭曲影響，而且一旦外需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則去產能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問題。從中長期角度來看，利益在不同行業間的再分配，不但削弱了整體工業企業的投資增速，也可能對潛在產出增速產生沖擊。因此，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這仍然無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一、去產能政策取得重大進展

  2015年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后，以“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為重點的改革任務得到了有力的貫徹落實。其中，去產能是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在過去兩年中取得了重要進展：2016年、2017年，煤炭領域退出產能4.4億噸。同一時期，鋼鐵行業累計化解過剩產能1.15億噸，同時1.4億噸“地條鋼”得到全面清理。以上兩大領域的“十三五”去產能目標，都有望在2018年提前完成。

  同時，去產能相關行業經營改善、利潤狀況大幅回暖。2015年，煤炭、鋼鐵行業的利潤分別為441億元、526億元，2016年兩者分別為1091億元、1659億元，2017年更是達到了2959億元、3419億元。此外，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的過剩產能也得到了進一步化解，職工安置問題也得到了有序、妥善解決。

  去產能政策的成效進一步體現為：（1）原有產能過剩企業的資產負債表變得更為健康，（2）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下降、資產質量提升，金融市場穩定性提升。從數據上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在2016年、2017年分別下降了0.4、0.3個百分點。同時，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整體杠桿率（即負債占GDP比例），其多年來的上升勢頭在2016年得到遏制，甚至在2017年還出現了下降。同時，商業銀行體系的不良率，也在2016年終結了升勢并趨于穩定。2017年該比例已降至1.74%，較2016年的高點下降了0.02個百分點。同時，關注類貸款比例，也從2016年9月的高點4.1%降至了2017年末的3.5%。

  二、去產能背景下：行業PPI分化顯著

  去產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產量構成了約束，抬升了上游產品價格。以煤炭行業為例，由于煤炭行業的產量受限、市場集中度提高，同時伴隨外需回暖，煤炭價格猛漲。2016年初，全國電煤價格指數大致為320元/噸。2016年末，則突破了530元/噸。2017年上半年，價格穩中有降，但下半年又開始有所上升，2018年2月更是達到了567元/噸的高點。

  相應地，2016年全年，全國煤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下降1.6%，但是利潤卻大幅上升224%。2017年全年，煤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速轉正，實現了25.9%的增速，利潤更是猛增了291%。煤炭價格的大幅變化，通過動力煤、燃料煤等渠道向中、下游行業傳遞。除煤炭業之外，一些礦產、化工行業面臨類似情況。但是，一般的制造業的處境則完全不同，由于上游成本迅速抬升，而且這些成本難以完全轉嫁，因此工業分行業的經營狀況出現了較大分化。

  行業分化首先表現為行業PPI指數的分化。去產能政策發生在2015年之后，因此可以對比分行業的PPI定基指數在2017年與2015年的變化。可以看到：30個工業細分行業（只有30個行業有年度PPI數據）的PPI通脹率當中，10個行業的PPI增速大幅高于工業部門的總體增速（5.1%）。這10個行業中，有9個行業是礦產資源的開采、冶煉和加工行業，以及化工類行業。其中，漲幅最高的煤炭開采和洗選業，PPI漲幅達到31%，漲幅第二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即鋼鐵行業），PPI漲幅為26%。

  其他20個行業的PPI同比增速，則低于平均增速。這些行業主要是家電、家具、紡織、皮革、食品、醫藥、娛樂用品等輕工業，也包括機械儀表、汽車制造等制造業。其中，有15個行業PPI同比增速低于2%、13個行業PPI增速低于1%、9個行業PPI增速接近0%或為負增長。

  可見，以重工業為主的上游原材料價格上升明顯，而輕工業和機器設備為主的下游企業的產成品價格上升幅度有限，這意味著上游企業利潤有了顯著改善的同時，下游企業的利潤壓力仍然較大。尤其是對于PPI增速接近于0%或者為負增長的9個行業，既面臨著產品價格低迷，還面臨著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壓力。

  三、去產能背景下：工業分行業利潤分化顯著

  同樣基于2015年、2017年兩個時期，比較39個工業行業的利潤增速改善情況。可以看到：首先，10個行業的利潤增速改善幅度大于同期整體工業企業的改善幅度（后者為23.3個百分點）。其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利潤改善幅度高達425個百分點。這10大行業，除了專用設備制造業、造紙及紙制品業之外，其余8類均為礦產資源開采、冶煉和加工行業，以及化工行業等重工業。

  同時，還有16個行業的利潤增速沒有改善，甚至還出現了惡化。其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2017年其利潤增速為-10.7%，較2015年增速下降了32個百分點。這些顯然和電煤價格的大幅上升、成本急升有關。這種成本上升的壓力甚至引發了反彈。2018年1月四大全國性電企聯名向發改委告急，實際上五大電企的燃煤發電業務虧損面已經較大，發電企業面臨尷尬的境地。可見，與整體工業部門同期利潤增速的大幅改善相比，這16個行業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利潤增速改善最大的10個行業中，只有專用設備制造業不屬于礦產資源、原材料、化工業。將該行業剔除后，觀察9類行業，可以發現：2015年全年，這9類行業的加總利潤為12177億元，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利潤中占比為19%。而在2017年全年，這9類行業的加總利潤上升至20926億元，增長72%，其同口徑占比上升至28%。如果看總體的工業企業利潤改善情況，2017年較2015年增長了18.3%，但是如果剔除上述9個行業，則剩下30個行業的整體利潤總額增速僅為5.6%。

  對于工業企業的分化，如果注意到，礦產資源和化工類行業是國有企業為主的上游行業、重工業，而其他行業、尤其是16個利潤增速缺乏改善的行業，則是典型的非國有企業為主的下游行業、輕工業。因此，這種行業利益的再分配，實際上還具有更為廣泛、更多維度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四、行業分化致投資走弱

  首先，2015之后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主要來自工業部門。從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值來看，2015年增速為10.0%，2016年、2017年增速分別為8.1%、7.2%。如果分產業觀察，第三產業投資增速在2015年為10.6%，此后兩年分別為10.9%、9.5%，基本平穩。第二產業的投資增速，2015年為8.0%，此后兩年分別為3.5%和3.2%，下滑明顯。可見，2015年以來名義投資增速的下降，主要來自于第二產業投資的增速下降。如果考慮PPI指數變化，這一結論將更加得到強化。

  再看采礦業、制造業兩大類投資：采礦業在2015年的投資增速為 -8.8%，在2016年、2017年利潤大幅改善的情況下，其投資增速卻分別為 -20.4%、-10.0%，增速不僅為負，而且還低于2015年。同樣，制造業的投資增速在2015年為8.1%，此后兩年分別為4.2%，4.8%，也都明顯低于2015年。可見，不論是利潤大幅改善的采礦業，還是利潤改善較為有限的制造業，兩類投資增速普遍走弱，這共同導致了2015年之后總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走弱。

  為何利潤增速明顯好轉，而工業投資增速卻持續下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贏利狀況大幅改善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上游去產能的行業，而在去產能背景下，這類行業本身就難以大幅擴大投資。其二，下游行業面臨的成本大幅攀升，利潤改善幅度相當有限，甚至有的行業狀況有所惡化，因此也缺乏投資熱情。

  還是比較2017年和2015年整體工業部門的利潤狀況，可以看到：與2015年相比，2017年工業部門的總體利潤增加了11633億元，其中僅僅9大類上游行業（主要是去產能行業）就貢獻了8750億元，增量貢獻達75%，而這些行業在2015年的總體利潤占比僅為19%。這是一個有趣的“二八現象”。在上述75%的貢獻當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三類行業對利潤增量的貢獻分別達到22個百分點、25個百分點、13個百分點。

  要注意到，其他30個行業在2015年的利潤占比為81%，但是對同期利潤增量的貢獻僅為25%。這正是“二八”現象的另外一端。與此同時，還有16個行業的利潤增速不但沒有改善，甚至還出現了惡化，這與前述9大行業形成了鮮明對比。還是以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為例，2015年其利潤增速為13.5%，但是此后兩年由于煤炭價格快速上升，2016年和2017年該行業利潤總額增速分別為 -14.3%、-10.7%。盈利狀況惡化，相應導致該行業的投資增速幾乎滑向了零增長。這些行業的投資走弱，也對整體投資增速下降形成了拖累。

  五、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去產能政策的落實貫徹，已經取得了積極成效，其成績值得充分肯定。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回暖、外需復蘇的大背景下，本輪供給側改革的時機選擇恰到好處，這使得以減法為主要內容的“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改革獲得了較為寬松的總需求環境。而且，外部需求有望在中短期繼續處于穩定狀態，因此在接下來近中期時間窗口期當中，供給側改革仍將面臨一個總體上較為有利的總需求環境，包括去產能等措施在內的供給側改革，也將可望進一步取得更大成效。

  不過，去產能行業的經營狀況好轉，以外部需求的超預期回暖為背景，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是行業之間利益再分配的結果，并以抬高其他行業成本為代價，擠占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在此對應關系當中，去產能行業更多集中于上游行業、重工業、國有企業，而其他行業更多集中于下游行業、輕工業、非國有企業。這不但可能對資源配置產生扭曲影響，而且一旦外需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則去產能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問題。從中長期角度來看，利益在上述兩大類企業之間的再分配，不但削弱了整體工業企業的投資增速，也可能不利于提高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速，甚至可能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沖擊。因此，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這仍然無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其一，推動去產能的具體方式，需要從行政去產能，更多地向市場化、法制化轉變，探索尋找化解過剩產能的長效機制。“去產能”在短時期內大見成效，行政部門的執行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去產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牛犁、陳彬，2017）。然而從長遠看，市場化方式去產能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徐忠，2017）。如何在行政去產能的基礎上，以市場化、法制化建立起去產能的長效機制？在這方面，日本的歷史經驗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1970年代末，日本通過行政力量進行去產能，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也產生了一些矛盾。隨后在1981年至1982年，當時的日本通產省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以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式建立起長效機制以應對產能過剩問題，并為此后一段時間日本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了動力（渡邊純子，2016）。

  其二，鞏固去產能的成果，需要深入推進體制改革。目前“去產能”政策取得了進展，但是行業間的利益再分配方式難以在中長期具有可持續性，尤其是如果外部需求擴張中斷或出現逆轉，則現有的“去產能”政策框架還可能帶來滯脹風險。從根本上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實質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產能過剩行業和自然壟斷性行業的改革有突破性進展，建立有利于各類企業創新發展、公平競爭發展的體制機制”（黃群慧，2016）。十九大報告也指出，要“深化供給側改革”，同時，“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目前“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不能滿足于現狀，而是要利用“去產能”政策取得的成果、及其創造的有利條件，著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進一步向縱深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