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去產能問題是這幾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也取得一定的成績。現在，我們應該反思一下，中國的產能過剩是如何形成的？中國的產能過剩和一般發達國家有什么區別？我們的工作重點應該在哪里？從數據來看，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比較嚴重。對過剩產能如何界定，到底產能利用率多高，算產能過剩了，在學術上還有不同的爭論。借鑒美國的定義，大致上85%左右。

  國際上發達國家經歷的產能過剩一般分為三類，我們現在也在經歷。一是投資消費失衡型產能過剩，我們國家投資和消費，這個比例曾經長期的失衡。十八大以后，投資和消費的比例發生很大變化，但總體來說我們還是投資消費失衡的情況沒有改變。

  第二，是經濟發展階段的產能過剩。這十幾年，大規模的基礎建設，高速公路、鐵路，高樓大廈，包括海口大家看看這一帶的水泥鋼鐵要用多少，發展很快。但是隨著這一階段的結束，就出現產能過剩。這個產能過剩和一般的經濟波動的產能過剩性質不一樣，并不是說經濟周期性以后，鋼鐵、水泥企業還能繼續上漲。

  根據日本的經驗，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再也上不去了，而且還會下降。進一步的經濟發展，要求的是經濟結構的大調整，是新經濟形態的發展，是服務業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繼續發展鋼鐵水泥等傳統產業。這不是周期性的，這是階段性的，中國也在經歷。

  第三，就是資源環境型的產能過剩。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源環境不能支持產業發展的時候，就會制約了鋼鐵、水泥產能的發展，這種情況國外也經歷過。

  以上三種類型的產能過剩，其他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都不同程度的經歷過，那么照搬他們的相關政策，就可以解決我們的產能過剩問題呢？我們去年做了一年的研究課題，證明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性。幾個研究報告都提出來，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尤其是地方政府間的GDP競爭，大大加劇了上述三種產能過剩，是去產能研究中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其實2004年，我還在發改委工作的時候，就在抓這個產能過剩問題。

  2004年之后，根據統計，國務院以及相關部門出臺了上百個防止產能過剩的文件，結果產能依然在進一步的過剩。那么我想為什么，我想舉自己親身經歷的三個例子，我有時候覺得案例分析能夠把事情更根本的原因找出來，比統計分析還管用。

  比如東北沿海五個城市，當年都提出來要發展30萬噸的造船廠，要建設成航運中心。我提出，離得這么近會有重復建設的問題，能不能由一個城市搞一個統一規劃。但現實很難做到，因為每個城市要考核自己的GDP，到年底要評比，這是第一個例子。第二個例子是廣東的例子，某個市要上2000萬噸的鋼鐵項目，因為一旦這個鋼鐵企業營業，可以讓市里的GDP翻一番。而且現在已經130多億搞基礎建設，投資方也投了50多億。第三個為實現東北振興某地資源枯竭性城市要上汽車項目，要和哈爾濱的汽車制造廠聯系，只要在我任期間不過剩就好。

  所以我國的這些特殊問題，是我們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的干部體制，考核體制問題。中國式產能過剩，就是前些地方許多地方以行政手段的方式分解指標，末位淘汰，強迫壓迫各級機構招商引資。除此之外，他要投資，對于一些僵尸企業盡量保護。現在去產能有一定的基礎，鋼鐵壓了1億多，水泥壓了3億多。

  未來去產能要看到我們深層次經濟運行的方式，必須要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要摒棄地方政府的GDP競爭，如果我們的去產能研究只停留在財政、金融、環保標準這些方面，不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產能過剩可能會死灰復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