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住了當前階段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毫無疑問是正確的的戰略決策。然而在執行過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門卻出現了片面和選擇性落實的問題：對那些真正觸及生產關系層面，刀刃向內改自己的改革要求視而不見；只熱衷于那些刀刃向外干預市場和企業的措施，正在逐漸背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以當前正在擴大化、運動化、執行偏差最嚴重的“去產能”為例：“去產能”的初心是去“僵尸企業”，“去產能”的本質是結構性的供給管理而非改革措施；“去產能”背后的思想和執行手段大部分是計劃經濟思維；“去產能”層層加碼乃至擴大化的結果是扭曲市場信號、造成不合理的利益再分配、轉移改革視線并最終干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面深入推進。因此，有必要發起改革之辯，探討究竟什么才是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根本標準？

  一、“去產能”擴大化及其影響——扭曲市場的利益狂歡

  2016年以來，中國部分能源、原材料價格持續大幅上漲，焦炭指數從649點最高上漲至2330.0點，最高漲幅244%，焦煤指數從561點最高上漲至1650.5點，最高漲幅194%，螺紋鋼指數從1820點最高上漲至4053點，最高漲幅123%，鐵礦石指數從324.5最高漲至726.5點，最高漲幅124%。在總需求基本穩定的背景下，真正引發上述能源原材料漲價的，并不是什么新周期，而是“去產能”政策擴大化造成的供給收縮，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投機炒作。在不斷強化的“去產能”供給收縮預期下，這些所謂“過剩”產能行業的產品，居然像幾十年前供應短缺時代的產品一樣成倍暴漲，不但嚴重扭曲了市場機制和價格信號，影響經濟的復蘇，而且還無形中造成了三個財富再分配：第一個財富再分配，是下游制造業和上游能源原材料企業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采礦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4倍；制造業實現利潤總額僅增長18.5%；第二個財富再分配，是中小民營企業和國有大型企業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45.8%，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僅增長14.8%；第三個財富再分配，是進口成本上升，造成國民財富向外流失。今年上半年，中國共退出煤炭產能1.11億噸，同時進口煤炭1.31億噸，同比增加2300萬噸，國內去產能的同時，國外廠商擴產并加大向中國市場出口，如印尼、澳大利亞等產煤國、產礦國對華出口明顯增加，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也造成了中國國內財富的流失。對那些上述財富再分配中獲益的企業而言，從天而降的“大餡餅”對于提高企業的長期競爭力也未必是好事，反而會削弱改革的動力，為下一輪問題埋下伏筆。而每一次去產能擴大化，都造成一輪大宗商品和相關資產的價格暴漲；每一輪暴漲和獲利者的狂歡，在扭曲市場抬高制造業成本的同時，更是迅速滋生聚集了巨大的利益鏈條和相關領域的尋租機會——這些現象對供給側改革的影響和傷害不容忽視。

  二、“去產能”擴大化的本質——刀刃向外、層層加碼的供給管理措施

  “去產能”這樣的供給側管理政策如果不偏離其初衷，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例如，“僵尸企業”往往是依賴銀行貸款，甚至是政府補貼生存，其生產的產品靠市場力量消化不掉，卻還在不停消耗社會資源。2015年提出的“去產能”措施，最初是針對如何去過剩產能讓這些“僵尸企業”退出市場，從而釋放其占用的生產要素，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對提高經濟活力是有好處的。但是，由于供給側管理在全球經濟學體系中都沒有系統的理論支持，也缺少非計劃經濟的實踐經驗，因此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供給側管理”一不小心就容易與計劃思維、行政手段相聯系。不少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門過度依賴行政手段 “去產能”，通過做計劃、定指標、下文件等強迫命令的辦法“去產能”，或者通過層層加碼的各項非經濟標準和手段推進“去產能”，造成了“去產能”擴大化。 例如某省為了表決心，提出要把鋼鐵煤炭去產能作為“標志性戰役”，嚴格落實環保、能耗、水耗、質量、技術、安全等6類嚴于國家的地方標準來推進“去產能”。國家的標準是經過科學論證的，省級政府為了向上級表決心，制定了更嚴格的標準；地市級政府為了向省政府表決心，也提高標準；縣級、鎮級層層效仿，層層加碼……如此“去產能”怎么會不擴大化？怎么會不搞成“運動”呢？難怪某些地方老百姓反映，大量完全合法合規、環保達標的工廠也被勒令停產，連養豬場都被關閉，養的雞鴨也被抓了——如果讓群眾認為這就是“供給側改革”，顯然與“供給側改革”的初衷越來越遠。事實上，無論是什么側、什么性的改革，只要不是針對經濟體制自身的改革，不是改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不改革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并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都不是真正的改革。從經濟政策本質上來說，“去產能”政策只不過是一種供給側管理措施，屬于結構調整或“計劃調控”范疇。供給側或需求側的調控措施，對保障經濟平穩運行雖然也有一定必要性，但無論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的“調控”，都不屬于“改革”范疇。如果把“去產能”，甚至擴大化的“去產能”這樣的供給側管理當作供給側改革，而不觸及經濟體制和生產關系層面的問題，一方面會造成嚴重的市場扭曲和利益再分配，另一方面，也轉移了改革的視線和方向。這不但給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拖延改革的借口，還引起了各界對改革的疑慮，讓市場和學界認為，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就是政府伸手干預企業，或像某知名學者所說“我們是不是遇上了一個假的供給側改革？”

  三、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根本標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住了中國經濟“供給結構老化”的主要矛盾，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戰略性選擇，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根本標準呢？試想，十年、二十年以后回頭看，后人一定會對今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做出評價：屆時評價的標準是去掉了多少煤炭、鋼鐵、水泥的產能，鐵礦石、焦煤、焦炭的價格上漲了多少？還是通過放松行政性供給約束、解除要素供給抑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因此，中財辦楊偉民先生近期也明確表示，更重要的是供給側改革后面那兩個字——改革。顯然，改革是針對束縛生產力的經濟體制展開的，要改政府自身管理經濟的方式，只有對生產關系的調整、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只有那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供給側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舉措，才是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因此，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才是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根本標準。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內、敢于自我革命，重點要破字當頭、迎難而上，根本要激發動力、讓人民群眾不斷有獲得感”。為什么“去產能”擴大化等非改革舉措，會成為某些部門和地方如此割舍不下的“改革”良方？的確有些人是真的不明白供給側改革原理，也有些人則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只喜歡用“去產能”這樣的措施“刀刃向外”改別人，不想“刀刃向內”改自己。只有正確認識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理和出發點，明確了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標準，才不會把供給側管理等調控手段當改革，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根本標準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