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數字經濟迎來爆發式增長，在長三角，數字經濟帶來的“新動能”洶涌澎湃。

政策發力打造新高地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

今年以來，滬蘇浙皖數字經濟穩步推進，在高質量發展中邁出了新步伐。為打造長三角數字經濟創新發展高地，三省一市經信部門簽署了《共同推進長三角數字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滬蘇浙皖將聚焦推進數字經濟重大創新平臺建設、超前部署“新基建”、深化“長三角工業互聯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推動數據開放共享和場景應用、開展車聯網集成創新和合作、搭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合作交流平臺等方面開展深入合作，加快經濟、社會、政府數字化轉型，助力長三角實現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

在一體化發展的大框架下，三省一市紛紛出臺政策，助力數字經濟發展。

上海市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到2022年，將上海建設成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的排頭兵，國際數字經濟網絡的重要樞紐。在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虹橋商務區等重點區域，打造“未來之城”示范城區和國家級新型智慧城市先導區。

江蘇省政府日前印發《深入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意見》，明確江蘇將圍繞建設數字經濟強省系統推進數字設施升級工程、數字創新引領工程、數字產業融合工程等六大工程，全力打造數字技術創新高地。

作為浙江高質量發展的“一號工程”和“第一動能”，數字經濟日益成為浙江經濟增長的主引擎、轉型升級的主動能和創業創新的主陣地。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浙江數字經濟持續領跑，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8.7個百分點，占GDP比重為10.7%。

根據《合肥市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20-2025 年）（征求意見稿）》，到2025 年，合肥市數字經濟總量占GDP比重達50%以上。正在打造“全省數字經濟第一區”的合肥市包河區，更是通過“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三駕馬車，拉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力爭三年內讓數字經濟對GDP貢獻度達到60%以上。

5G等引領“新基建”

隨著5G牌照的發放，2019年迎來了5G商用原年，2020年更進入爆發期。

“以5G為引擎的‘新基建’為數字經濟提供了全新的底層支撐。”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融合創新發展中心主任陳端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前些年，我們主要經歷的是‘數字產業化’進程，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龍頭企業通過流量聚合、分發和網絡協同，驅動市場擴張、用戶規模擴張，構建起適應新經濟的一整套的運作架構和商業模式，而5G基站等新基建則開啟了‘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全新空間。” 

陳端表示，從供給側看，以“數智化鏈接”打通了傳統行業之間的邊界，以生態化模式對生產要素進行了基于社會化協同效能提升的重組和價值鏈全鏈路重塑，對于深化供給側改革意義深遠。從需求側看， 5G為引擎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加快落地應用，將催生手機之外的諸多彼此聯通協同的新型終端，線上線下無縫切換帶來全新的用戶體驗，可以孵化出更多新產品、新業態、新職業，進而驅動整個商業生態和社會生態的轉型。

在5G建設領域，長三角可謂成效顯著。截至9月底，浙江已建成交付5G基站5.5萬個，實現投資額118億元，促進了浙江通信設備行業加速回暖。此外，國家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于今年6月在浙江正式啟動運行，成為國內首個建成運營的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

江蘇方面，截至今年9月底，電信運營企業累計建成5G基站6.3萬個，全國排名第二。啟動實施“5G+工業互聯網”內網改造項目69個，累計實現5G應用簽約項目數量700多項。

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計建設完成5G基站2.14萬個，預計全年將順利完成2.5萬個5G基站鋪設，基本實現地級市城區連續覆蓋。5G產業均呈現良好發展態勢，并已建成5G場景應用100個。上海將加快智慧城市建設，2020年上海將累計建成2萬個5G基站，推進5G網絡市域全覆蓋。

“數字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業態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讓數據產生價值。這客觀上對數據的傳輸、儲存和處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5G的應用大大提升了數據的傳輸速度，‘新基建’則為數據的傳輸、儲存和處理提供了更完善的基礎設施。同時，‘新基建’本身涵蓋了數字技術相關的研發配套設施的建設，為技術升級提供了更好的研發環境。”中鋼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胡麒牧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胡麒牧進一步指出，總的來看，5G和“新基建”本身即是數字經濟的一部分，其加速發展也為數字經濟各種新業態、新模式的高效率運行，以及數字技術的研發和升級提供了有力支撐。此外，從拉動經濟增長的角度看，5G和“新基建”發展帶來的巨大投資需求，也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新業態助力產業轉型

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快速融入生產生活，新業態、新模式快速涌現。數字經濟肩負培育新動能、助力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任。

“需求就是發展方向，數字經濟的強項就是消除傳統業態中的需求痛點。經過數字技術改造后，很多傳統產業中的瓶頸問題馬上能突破，因為數字經濟的新場景恰恰就是原來的消費痛點。” 胡麒牧表示。

胡麒牧認為，就新生態培育而言，由于數字經濟具有平臺化和共享的特征，且各部分都是通過標準化數據這一核心要素聯系起來，因此更容易構建商業生態，而且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是生態循環的驅動者。

陳端認為，未來幾年，原生數字產品可能會迎來爆發式增長期，包括在線教育、在線文娛、在線社交社群等類型的產品將迎來新一輪融合創新窗口期，以綠色低碳等優勢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并帶動GDP增長。

不過，我國在數字經濟發展中，仍存在著明顯的短板和不少需要解決的問題。

“目前，原生數字產品的變現模式更為多元，除會員制收費、IP運營增值外，但與電子商務及其他線下場景性消費深度融合的創新空間，以及內容產業和其他產業加速融合，也將為監管帶來更多挑戰。”陳端說。

“數字經濟”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階段，這兩個階段則面臨著不同的挑戰。

陳端表示，“數字產業化”階段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商業領域，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新興技術、商業模式、多邊市場與金融資本等要素的最優化協同，而到了“產業數字化”階段，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與數字社會監管治理之間的關系則上升為重中之重。

陳端認為，既要從社會層面強化對各種創新的價值引領，也要為創新留下包容性試錯空間，以技術賦能智慧治理、探索包容創新的柔性監管模式，充分發揮市場在要素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金融在要素配置中的優化作用，以公正、透明、法治化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打造對科技創新的良好支撐，這些都是下一階段需要著重處理的關鍵問題。

胡麒牧建議，下一步，數字經濟的發展要從三個方面來“補短板”。

首先，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還不完善，需要持續推進“新基建”；其次，部分新模式、新業態的產品服務品質還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需要改進；最后，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技術驅動的新經濟形態，其更新迭代速度快，實踐活動走在了制度建設的前面，還有很多配套機制和制度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