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80年代末，第一次進入寧夏賀蘭山礦區“里面全是煤礦，一個接一個，不熟悉的人進來，肯定會迷路。”2017年一場生態保衛戰在賀蘭山打響。如今，賀蘭山等地礦區的生態修復，正在走向生態產業化的新生，也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實踐樣本。  

整治前的采礦現場。  

賀蘭山下，一馬平川。賀蘭山上，斗轉星移。  

30多年后，寧夏國土整治修復中心主任王會明還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末，第一次進入賀蘭山礦區看到的場景。“里面全是煤礦，一個接一個，不熟悉的人進來，肯定會迷路。”  

巨變始于2017年。  

生態文明建設的號角下，一場生態保衛戰在賀蘭山打響。自然保護區內169處人類活動點綜合治理，83個礦業權全部退出，50處工礦設施全部拆除，外圍重點區域所有露天煤礦關閉。  

這是一次“壯士斷腕”的整治。“從經濟上講，損失肯定是大的，但是從生態上講，絕對是受益的。”寧夏自然資源廳二級巡視員張黎坦言。  

如今，寧夏賀蘭山、六盤山等地礦區的生態修復，正在走向生態產業化的新生，也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實踐樣本。  

賀蘭山東麓的葡萄。  

采砂坑變葡萄園  

9月底，賀蘭山東麓的葡萄熟了。  

延綿2000畝的葡萄地里，串串紫色的葡萄綴在藤蔓上，一列一列，望不到邊。葡萄園的主人袁輝對這些葡萄很是驕傲，“別看嘗起來酸澀，它們能做出最好的葡萄酒。”  

來到這兒品嘗葡萄酒的游客，很少有人知道，以前，這里不過是一個個廢棄的礦坑。藏在葡萄園深處的葡萄酒堡，也是用砂坑里廢棄的石料建起來的。  

這個位于“賀蘭山東麓葡萄酒原產地域”核心地帶的酒莊，前身是供應銀川市砂石料資源的主要產區。由于長期的高強度開采，地表形成了平均深達40米的礦坑。受采礦影響，周邊植被稀疏、砂礫裸露，生態環境極其脆弱。  

2008年，當地企業承包下2000多畝坑地，蓋起酒莊，發展葡萄種植。同時在采礦塌陷區建成休閑公園，在遺留礦坑建設生態園。  

“從采砂到種植葡萄，很明顯生態效益好了，產業轉型也帶來了社會效益。生態產業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人力，這一個葡萄園季節性用工有2000多人，常年用工300多人，給當地村民帶來了很大的增收。”寧夏自然資源廳辦公室主任艾紅兵說。  

從砂石礦區到葡萄酒莊，這里是整個賀蘭山東麓礦區整治修復的一個縮影。  

在寧夏，賀蘭山被稱為“父親山”。近南北走向的賀蘭山位于銀川平原西側，千百年來，阻擋著騰格里風沙和西伯利亞寒流東進，也保護著寧夏人的“母親河”黃河。  

但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因富藏煤炭、硅石等資源，賀蘭山上開始了大規模的無序開采活動。在“靠山吃山”的傳統、粗放發展方式下，賀蘭山很快因野蠻開發變得傷痕累累。  

“在那個年代，沒有什么人去講生態保護，主要還是想著如何充分利用資源。”王會明說，在巔峰時期，賀蘭山上各類采礦權達到100多處，非正規小煤窯不計其數。  

位于賀蘭山北部的石嘴山市，就是因煤而興、因煤而建的。王會明記得，從石嘴山市區沿著山溝驅車進入賀蘭山礦區，要開一兩個小時車程。“但當時，石嘴山市區黑色的天和空氣中的粉塵，就能讓人感受到，賀蘭山上煤炭開采正在造成什么后果。”  

幾十年來，賀蘭山豐富的礦產資源，給國家經濟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也留下了溝壑縱橫、滿目瘡痍的山體。  

“特別是賀蘭山北部石嘴山段礦區，過度開采致使山體地貌嚴重毀壞、部分物種瀕危滅絕、野生動物棲息地大幅壓縮，生態環境質量和功能遭到嚴重損害。”王會明坦言。  

2016年11月，中央第八環保督察組向寧夏回族自治區反饋督察情況提到，2013年以來，寧夏9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6個存在新建或續建開發活動點位149處，其中106處為新建點位。賀蘭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86家采礦企業中，81家為露天開采，破壞地表植被，礦坑沒有回填，未對渣堆等實施生態恢復。  

2017年，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號角下，一場生態保衛戰，在賀蘭山正式打響。  

賀蘭山保護區內，169處整治點全面完成環境整治和生態修復，83個礦業權全部退出，50處工礦設施全部拆除。賀蘭山所有露天煤礦關閉退出，重點區域543家“散亂污”煤炭加工企業關停取締，影響生態環境的45個點位全部完成基礎治理。

整治前，三關口礦區開采現場。  

同時開啟礦區整治與生態修復的，還有位于寧夏最南端的六盤山三關口。  

三關口位于固原市涇源縣六盤山鎮，歷史上，這里是“秦風咽喉，關隴要地”。因資源豐富、交通便利，這里也一度成為采石企業野蠻開采紛紛逐利的礦區。  

三關口礦區南臨312國道和寶中鐵路，已探明的石灰巖儲量就有9085萬噸，是周邊市縣的重點工程和民用建筑市場建筑石料的主要來源。  

涇源縣自然資源局副局長于永全記得，2003年，三關口礦區區劃調整移交給涇源縣管理時，有石料廠18家，開采已有40多年歷史。但這些企業生產規模小，安全隱患多，多數企業運營不規范，私挖盜采時有發生。  

同在2017年，三關口礦區展開了一場名為“綠盾2017”的專項整治行動。  

“從2013年開始，我們對當地生產規模小、安全隱患多的非煤礦山企業進行了整合，依法關停和拆除了石灰窯33口、工礦企業19家。到2017年，三關口礦區的非煤礦山企業還有8家。但是，到進行集中整治時，它們都還有不同程度的剩余儲量。”于永全說。  

這也就意味著，整治首先要解決這些企業廠房建筑物、機器設備拆除，礦山征地拆遷、拆遷補償，以及退還礦山企業剩余儲量價款、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基金的問題。  

“三關口礦區點多、線長、面廣，情況復雜，整治中遇到的難題不少。”于永全回憶，當時，當地依據治理對象規模大小、易難程度、證照是否齊備等情況，按照“先小后大，先易后難，先無后有”原則，制定了“一企一案、一案一策、一事一檔”的行動方案。最后，依法拆除工礦企業8家，清理石料開采、加工區域407畝。  

整治過程中，讓當地最為頭疼的，是三關口礦區有著50年歷史的老國企六盤山水泥廠和長征水泥廠的搬遷拆除問題。  

兩家水泥廠坐落在六盤山鎮蒿店村邊緣，且都位于生態紅線2公里以內。長征水泥廠建于1969年，設計年生產水泥25萬噸，2002年因產能落后被淘汰關停，但一直未拆除。六盤山水泥廠建于1975年，2006年改造后，年產水泥80萬噸，年產值3億元。  

40歲的蒿店村村支書吉鳳洲回憶，從自己記事起，當地的礦山開采、建筑石料和水泥生產，力度就非常大。“那些年，村里的莊稼地常年積著厚厚一層灰，麥子抽穗的時候，上面都是粉塵顆粒，種的土豆等蔬菜長出來，也都有一層灰覆蓋著。”  

因礦山開采和水泥生產造成的環境污染，當地村民意見很大，曾與水泥廠多次交涉，但最后都無果。  

2019年11月，三關口礦區所在的固原市委、市政府開展六盤山生態環境整治“回頭看”，約談三關口礦區關停企業負責人，全面清查六盤山水泥廠、長征水泥廠遺留問題，依法達成搬遷拆除協議，一次性補償六盤山水泥廠4350萬元，督促企業支付184名職工安置費用2113萬元，解決長征水泥廠拆遷費400萬元。  

到2019年底，六盤山水泥廠和長征水泥廠全面完成搬遷拆除工作。至此，整個涇源縣境內所有工礦企業、廠房設備全部清零。  

“生態治理后，水泥廠搬走了，采礦也停了，礦山都種了常青樹木，連以前渾濁的河道也清了。”吉鳳洲說。  

整治后，三關口礦山重新變綠。  

修復之難  

但比整治更難的，是修復。  

2016年，中央第八環保督察組反饋賀蘭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破壞問題突出后，當地隨即啟動保護區環境綜合整治工作。作為技術指導專家成員，寧夏國土資源調查監測院高級工程師吳學華曾隨工作組前往礦區現場勘查。  

賀蘭山上露天開采留下的巨大礦坑，像傷疤一樣留在他的心里。“煤礦開采都是往深了挖，淺的礦坑都有四五十米深，有的深達100多米。挖出來的煤渣也都堆了幾十米甚至上百米高。有的山頭，一整個山坡都被削掉，地形地貌和植被完全被破壞了。”  

要讓千瘡百孔的賀蘭山恢復往日面貌，實屬不易。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礦坑回填與渣堆處理。而這個修復環節中，最關鍵的問題，是要消除地質災害隱患。  

“煤礦露天開采形成的礦坑、堆積在溝道里的礦渣、削坡形成的高陡邊坡，是很容易崩塌或者滑坡的，一旦遇到特大暴雨，還可能引發泥石流，對賀蘭山腳下村鎮居民生活和莊稼農田都會造成威脅。”吳學華說。  

因此，礦坑回填和削坡放坡都有著嚴格的技術要求。“比如，填坑并不是完全填平，要根據礦坑周邊地理環境來考慮；削坡要削成臺階式的，像梯田，臺階高度不能大于10米，邊坡坡度要小于35°，不然雨水一沖刷就有可能形成垮塌。”他解釋。  

在賀蘭山這樣氣候干旱、降雨稀少的西北山區，難上加難的，是植被恢復。  

“在賀蘭山地區，年降水量是200毫米左右，蒸發量能達到大約2000毫米，蒸發量是降水量的10倍，很難滿足植物生長所需要的水分。”吳學華回憶，單是為礦區植被修復選擇合適的草種，就花了不少心思。  

用于植被修復的草種，要能適應賀蘭山地區的氣候與地質環境，耐旱、生命力頑強。“我們當時有一個選擇是沙蒿，這種草耐干旱、能固沙，在西北地區種植得多，對于植被恢復的效果比較好。但是很多人對沙蒿過敏，可能導致鼻炎頻發，影響附近居民生活，最后還是覺得不能多種。”  

吳學華記得，還有專家提出要種植賀蘭山本身存在的品種，防止外來物種種植可能帶來的病蟲災害，破壞賀蘭山本身的植被。最后，綜合考慮下，修復選擇了多種草籽混合撒播。  

隨之而來的難題，是怎么讓撒播的草籽活下去。“很多需要恢復的地表都是礦渣留下的石頭、煤矸石，草籽撒在上面沒有賴以生存的土壤有機質，就算下雨了也沒法扎根，風一吹就沒了。所以我們要求先覆土，讓植物能夠發芽。”  

在六盤山的三關口礦區，植被修復首次采用了掛網噴播的方式。  

吳學華解釋說，三關口所在的六盤山地區，相對賀蘭山降水量更多。像許多位于交通干線兩側的礦區山體一樣，三關口的礦山因砂石開采變成坡度極大的陡坡。一遇雨水，撒播的草籽就會被沖刷，難以扎根。  

為了讓草籽能停留在地表，在三關口礦區，修復人員將苜蓿、紅豆草、檸條、沙棘、榆樹、紫穗槐等林草種子混入土壤掛在網上，再固定到山坡上，掛網噴播面積27萬平方米，覆蓋崖面能達到80%以上。  

“所以，礦山生態修復其實是因地制宜的，我們要根據不同地區的氣候和地理條件來選擇修復措施，比如是否能自然修復，人工修復的干預程度如何控制等。”吳學華說。  

整治后，采礦塌陷區建成休閑公園，遺留礦坑變成生態園。  

從攻堅戰到持久戰  

生態修復不僅僅是一場攻堅戰，更是一場持久戰。  

在吳學華看來，賀蘭山和六盤山的生態環境在經過大力整治和科學修復后，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還是很明顯的。“地貌景觀得到了恢復，保護區內的植物和動物得以生存，周邊環境有了改善，地下水環境也好轉了。”  

“生態修復不是一下兩下就可以完成的，比如上一年撒播的草籽經過一個寒冬，不可能完全存活下來，第二年我們要繼續撒播，也要精心維護。”他也坦言，要想真正看到礦區生態修復的成效，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在經過長達三年的整治與修復后，今年9月底，賀蘭山、六盤山、羅山的生態保護修復專項規劃正式出爐，規劃期限為5年。  

規劃提出，到2025年，賀蘭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植被覆蓋度要提高到65%以上，歷史遺留礦山治理率達到100%；六盤山自然保護區森林覆蓋率提高到63.4%，礦山地質環境及國土綜合整治7420公頃。  

艾紅兵介紹，“三山”專項規劃的創新之處，是按照賀蘭山、六盤山、羅山生態功能及生態系統的關聯性，將保護修復范圍分為保護區、生態關聯區和生態延展區三個圈層，針對不同區域的突出問題和自然地理特征進行布局。  

“三個圈層的保護、治理與修復也各有側重，以賀蘭山為例，自然保護區內落實最嚴格的保護措施，全面禁伐、禁牧、禁采、禁火、禁止新建墓葬；保護區外圍的關聯區，重點是環境污染的治理，同時圍繞自然保護區建設生態綠廊；在生態延展區，實施產業生態化，打通被割裂的生態屏障。”艾紅兵說。  

據他介紹，規劃更細致地列明了“三山”實施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生態產業培育發展、小流域綜合治理、保護區生態保護修復及監管能力提升等工程項目的建設內容、規模和資金概算及實施年限。  

賀蘭山生態保護修復涉及6大工程35個項目，建設規模就達82381公頃，資金概算72.77億元。六盤山的5大工程36個項目，建設規模為472995公頃，資金概算77.05億元。  

寧夏出臺的賀蘭山、六盤山、羅山生態保護修復專項規劃，同時也是對重要生態區域系統保護和修復的探索與實踐。  

在今年6月國家發改委、自然資源部印發的《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年）》中，賀蘭山生態保護和修復，就是黃河重點生態區生態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之一。  

這份全國性的總體規劃也指出，在不少地區的生態保護修復中，目前仍存在生態保護和修復系統性不足、市場化投入機制不夠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缺乏有效途徑等問題。  

“生態保護修復與經濟發展，并非對立的關系。”艾紅兵認為，“三山”的生態保護修復，與寧夏經濟結構轉型、發展動能的轉換，是銜接在一起的。  

“比如，賀蘭山東麓發展葡萄酒產業，六盤山地區的固原市發展特色林草經濟，一方面，這些產品種植本身是恢復生態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它們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為百姓增收。未來，我們還可以發展生態旅游，走產業生態化的路子。”艾紅兵說。  

談起未來的發展，吉鳳洲也信心滿滿。“蒿店村是個古村，解放初期和解放后都有紅色革命故事發生，又靠近六盤山紅軍長征景區，現在生態環境也治理好了。”  

他說，以前，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靠種樹、養殖和勞務。“下一步，我們打算把全域生態旅游搞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