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需要向消費驅動轉型早已成為共識，雖然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在下降，但依靠投資驅動的模式并沒有多大的改變。特別是為了應對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4萬億刺激計劃把原本已經開始緩慢轉型的中國經濟重新拉回到了投資驅動的老路上，從而錯失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最佳窗口期。而之后的全球經濟在“3D挑戰”（Debt, Disinflation, Demographic）中蹣跚前行，脆弱的復蘇以及由此而帶來的不確定性使中國決策者很難下決心推動壯士斷腕式的經濟改革來解決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雖然中國經濟在2016年有驚無險的實現軟著陸，但有目共睹的是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功不可沒。站在2017年之始展望全年中國經濟，國內投資拉動效應減弱，以及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等一系列挑戰都將使“2017年又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成為大概率事件。

  要跳出年復一年“最困難一年”的泥沼，政府和市場的共識是經濟轉型和結構性改革。而在這一“轉”和一“改”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消費轉型”和“國企改革”。以至于只要談到中國經濟，“消費轉型”和“國企改革”就成為繞不開的話題，久而久之成為老生常談。消費轉型的目的是降低對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的依賴，而國企改革更多的是通過市場競爭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兩者看似相對獨立，因此很少有人會把這兩個問題聯系起來看。但我們認為二者存在極大的關聯性，國企改革的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消費轉型。

  毫無疑問，支撐消費的最首要的因素是收入增長，而收入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經濟增速在近幾年來持續下行，這背后除了周期性原因之外，內生的結構性因素不容忽視。其中人口紅利拐點的降臨以及曾經引以為傲的高儲蓄率見頂回落，意味著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條件出現逆轉。鑒于目前中國人均GDP遠低于日韓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在人口拐點時的水平，以及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加大使得消費增長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教訓，中國經濟需要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跨度內維持中高速增長。這不是所謂的“唯GDP論”的產物，相反是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可持續增長軌道并向消費增長驅動轉型的前提。

  維持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的一個隱性前提就是要確保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不出現明顯下降，否則政府希望通過刺激政策維持一個較高的實際增速，其結果必然是造成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泡沫。近年來中國各類資產價格輪番暴漲，其背后的原因部分是經濟潛在增速下滑，而逆周期的貨幣財政政策拉動實際增速超越潛在增速。但由于國內產能過剩，理論上應該出現的通脹并沒有反映在實物商品價格上，而反映在了資產價格上。因此在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條件發生逆轉的背景下，包括政府在內的各階層形成的普遍共識是：只有通過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才能維持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雖然目前對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不盡相同，但近年來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卻是不爭的事實。伴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的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從農業向工業部門轉移的速度在放緩，導致通過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所能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改善是在不斷下降；同時中國的工業化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速，因此單純的技術進步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貢獻也在下降。因此要重新提高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來對沖勞動力和資本等因素的衰減，體制優化以及組織管理改善等無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顯得至關重要，也就是通過釋放“制度紅利”來接棒“人口紅利”。

  考慮到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將近40年，所謂改革中的“low-hanging fruits”已經基本耗盡，留待突破的都是復雜程度較高且阻力巨大的硬骨頭，包括國企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改革等。其中國企改革是政府最希望在近期能有所突破的，因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將有利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從而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實際情況不容樂觀，在過去十年內，國企改革步伐停滯，特別是近幾年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在民營企業舉步維艱的情況下，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這背后的原因政府通過貨幣財政政策拉動基建投資來應對經濟增速下滑的過程中，鑒于國有企業和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之間天然的聯系，不用說壟斷性行業，即便是公開項目競標，國有企業也往往會毫無懸念的勝出；此外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商業銀行貸款的不良率明顯上升導致風險偏好顯著下降，因而更傾向于放貸給有中央/地方政府隱性擔保的國有企業，而民營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始終得不到有效解決。 因此國有企業在一輪輪的經濟刺激下似乎活得更加滋潤，而且部分財大氣粗的國有企業更是通過兼并收購“做大做強”，結果是造成了“國進民退”現象的加劇。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應該逐步退出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出現逆生長，而壟斷行業對民營企業的開放卻遙遙無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造成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中國經濟要實現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將面臨巨大挑戰，中長期內對消費的負面影響也將逐步顯現。

  除卻國有企業改革在宏觀層面對中國經濟向消費轉型的影響，在中觀層面也存在內在聯系。鑒于目前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比，相對低效運轉非但導致向政府上繳的盈利和稅收明顯不足，甚至反過來還需要政府額外的補貼才能維持運轉。截至2014年的國資委數據顯示，全國大中型國有企業中虧損企業的占比常年基本上維持在1/3以上。如果考慮到相當部分的國有企業的盈利是依靠其壟斷地位來獲得壟斷利潤，以及通過和政府的天然關系以低價獲得政府控制的能源、礦產、土地等自然資源，以及銀行貸款等金融資源，國有企業運營的低效就顯而易見。例如，就銀行貸款資源本身而言，除了政府人為壓低存款利率來維持國有金融機構的息差以及提供給國有企業的低成本融資之外，而且往往需要為國有企業部門的低效/無效經營來買單，實際中由財政來消化銀行由此產生的壞賬，而財政收入相當部分都是來自于對家庭部門直接或間接的稅收。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往往在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承擔了巨大的公共支出責任，為了彌補顯性和隱性補貼國有企業所造成的財政收入損失，同時財政赤字不可能無限擴大的前提下，便會加大對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家庭部門的征稅力度。

  企業為了轉嫁高稅收負擔，出售商品的價格往往偏高，這就對家庭部門的消費形成直接的負面沖擊。當海外購興起之后，消費者往往發現國內制造的產品在質量沒有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價格有時候往往要高于國外同類產品。這背后除了成本控制方面的原因之外，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稅費也是重要原因。而對家庭部門而言，中國家庭部門的稅收負擔在全球來范圍內是否屬于偏高的問題上頗有爭議，但如果考慮到政府在家庭相關的社會福利保障（例如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支出缺口導致相關服務有效供給不足而導致價格畸高，中國家庭部門的實際稅負應該不低，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消費未來的成長空間。例如中國養老政策的不斷變化（從一開始的“計劃生育好，國家養你老”到目前的“養老不能完全靠政府”）就迫使目前的工作人群需要額外增加儲蓄來為將來退休后維持一定的生活和消費水平而未雨綢繆。

  此外，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還通過出讓土地來獲得收入以彌補稅收的不足，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土地財政”。在實際操作中，政府為了確保土地收入的持續增加，需要維持房地產需求的熱度，而這個熱度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價格上漲的預期來維持。因此只要房價有下跌的跡象，政府就會出來救市，從而形成了房價在中國“只漲不跌”的幻境。

  但房價的持續上漲所帶來的財富效應對消費支持的程度有限：高房價導致30歲左右本該屬于消費傾向較高的年輕人群為了還放貸而緊衣縮食；而早期進入房地產市場的人群在嘗到甜頭之后把房地產投資作為一項低風險高收益的投資，把前期獲得的受益投入到購買更多的物業而不是用于增加消費。因此我們看到家庭部門近年來杠桿率快速上升主要源自住房按揭貸款的增加，而消費信貸增長卻不溫不火。因此高房價在某種程度上也屬于對家庭部門的一種隱性征稅，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甚至透支了家庭部門的消費能力。因此，試想如果地方政府能從正常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獲得相對充足的稅收，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也會有所降低，而房價回落到合理水平將有效提高消費傾向較高的年輕一代人的消費能力。

  不可否認，國企改革由于歷史和制度層面等原因，客觀上造成在實際推進的時候阻力重重。但更多的是，每次啟動國企改革的時候，政策制定者都希望從頂層設計到操作細節面面俱到，希望給轉型中的國企能“扶上馬，送一程”，盡量縮短轉型的陣痛期。但結果往往是被轉型的行業或者企業很難斷奶，依然要持續依靠政府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度日，而政府真正希望看到行業市場化運營則遙遙無期。驅動中國經濟在過去20多年時間內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已經開始衰減甚至逆轉，但中國經濟從人均水平來看依然處在發展中國家階段，這使得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面對的困難和挑戰要比早期的日本和歐美國家要更為嚴峻。在中國資源稟賦發生改變的背景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將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和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進而實現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中國經濟在中長期內的可持續增長，帶動財稅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推進，從而推動中國經濟向消費驅動轉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