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新常態”，指出當前我國發展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應從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中央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概念，強調兼顧總需求的同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全面提升要素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闡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集成性創新，與以薩伊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只是強調供給決定需求，單純依靠市場是不能有效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強調通過調整結構建立供需匹配的新經濟結構，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結構升級。

  各國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主要有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兩種模式可選，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通過依靠投資促進經濟增長，使我國從金融危機中快速復蘇，通過經濟輻射效應帶動其他國家經濟的恢復。到2015年我國GDP總量已經達到67.7萬億，占世界GDP總量的15.5%，中國人均GDP在全球191個經濟體中排名第76位，需求側管理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發揮巨大作用。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本身存在的諸多結構性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降。進入2015年連續多月各類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如GDP、CPI、PPI等持續低迷。為保持經濟穩定，政府通過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國內需求，但較之以前采取以需求側為主的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明顯下降，反而是為此付出的代價越來越明顯。

  對處于新常態背景下的中國，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之道在于結構性改革，必須牢牢把握新常態背景下各種創新方式，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順利實施。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有效供給不足導致市場產品供需結構錯位。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供給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劇，有大量購買力的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由于產品供給不足、質量較差等問題造成大量需求外溢，國內居民購買力嚴重外流。

  供給端產業效率低下。盡管依靠投資推動中國經濟不斷增長，但同時也造成產業組織的不協調，帶來了產能過剩的問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持續減弱，從1981-1996年投資系數年均0.53,下降至2012-2014年的0.11。截止2014年底，在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超過70%的企業家認為本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各行業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2%、73.7%和73.1%（依照國際通行標準，產能利用率低于79%為產能過剩）。

  產業組織結構不協調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制約經濟發展。至2014年底，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增加值來看，第一產業增加值為58336.1億元，占GDP比重9.2%；第二產業增加值為271764.5億元，占GDP比重為42.7%；第三產業增加值為305809.7億元，占GDP比重48.1%。我國產業發展格局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發展過渡的階段。依據以往發達國家經驗，這一階段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二產業比重應該明顯下降，但從2000年至今，我國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僅僅下降2.7個百分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意義

  穩定宏觀經濟，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我國政府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經濟調控，這將是實現我國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和結構平衡的重要措施，通過供需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GDP增長率由2010年10.4%逐步下降至目前7.0%左右，以速度換效益，通過不斷深化改革來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推動我國經濟結構實現轉型升級。

  創新驅動注入企業活力。創新驅動發展是我國增強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依靠創新為市場注入新的活力。長期以來我國產業體系中創新型企業較少，投機性的企業發展氛圍較濃，從而導致我國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大舉措，減少政府對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過多干預，努力推動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減少束縛企業創新發展的障礙，為市場主體營造寬松公平的宏觀環境。

  促進我國傳統產業的創新與發展。隨著我國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新技術的發展，居民消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在互聯網經濟時代，依托創新產業園區將城市、創新、服務與生活連接為一體。改造傳統產業園區，不斷將互聯網資源整合到產業園區里面，帶動傳統產業的結構升級和優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傳統產業運營模式入手，不斷優化傳統產業的產業鏈，整合傳統產業內部各種要素資源，進而帶動傳統產業的快速發展。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探討

  首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生產要素配置問題，依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放松政府管制，釋放要素市場管制，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從而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我國產品市場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提高要素投資的有效性。引導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最根本就是激活國民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升級，以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產品質量與生產效率為主線，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由依賴要素投入不斷向創新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其次，堅持創新驅動取向的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增長要實現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推動我國資源稟賦結構、技術結構和產業組織結構的不斷升級，從而實現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最大化。完善科學技術創新體制，將科學技術創新當作經濟新常態下創新驅動發展的核心，不斷深化科學技術體制的改革，堅持以科學技術創新為市場導向，完善市場風險機制，不斷提高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率和產業化率。

  再次，優化要素結構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力爭將發展速度維持在中高水平，穩步推進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國經濟過度依賴勞動與資本，對科學技術創新的重視不足，必須建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不斷推動科學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最后，要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就需要借助新技術的研發創新推動我國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的轉變升級。利用新技術推動傳統產業變革主要體現在產品生產技術的創新，在原有傳統特有工藝的基礎上，對原有的產業生產線進行改造，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為此，必須以降低企業成本、減少企業債務負擔為主線不斷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為企業提供更多創新型金融支持方式，進而提高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積極結合新技術、新工藝，培育發展新產業，不斷培育具有競爭力的新產品，提供有效供給，滿足市場需求的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