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的下行危機與我們自己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都會使我們的經濟增長減速。不可否認，中國經濟增長的下行有結構性的因素。但是，很少有人提及周期性方面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國家是有經濟周期的，而我們目前處在一個經濟的下行期。從1992年開始，我們大概經歷過兩個大周期，四個小周期，其中兩個上升期，兩個下降期。第一個上升是在1992-1997年，第二個上升是2004-2012年，中間1998-2003年是下降期，而現在又是一個下降期。鑒于人們對經濟又一個預期，經濟周期的存在并非壞事。在經濟好的時候，大家都是超額投資，到一定頂點的時候大家預期改變了，或者突然有了一個外部沖擊，使得大家預期往下調。 這樣就會出現過剩：產能過剩，使得整個債務累積起來。所有的國家都是如此，中國在這方面沒有特殊性。

  經濟和個人相似，人為什么會生病？我們要跟體內的細菌進行斗爭。經濟下行也是一樣的道理，是要消滅經濟里落后的產能。所以， 經濟下行是一個淘汰落后產能，落后生產力的必要過程。正因如此，我覺得去年我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三去一降一補”這樣的一個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三去”都是比較痛苦的。比如去產能，就存在著就業問題。

  在上一輪去產能的時候我們經歷過一個痛苦的過程，現在社會的承受能力似乎下降了，因此在去產能過程中，就業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導致去產能速度較慢。

  去庫存的過程同樣痛苦。庫存主要在房地產行業，所以就面臨要降價的問題，而降價就意味著隱性的損失要變成顯性的損失，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去降價。

  去杠桿，意味著要將以前隱性的變成顯性的，這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現在不讓做還有一個原因：保增長。第一季度貸款發行4.6萬億，這幾乎只有正常的一半，第二季度我們把這個速度降下來了。所以，上半年的速度基本上跟往年持平。大家要明白，刺激是有其作用的，我們不能對于刺激存有偏見，覺得刺激就是吃猛藥。但是，如果我們承認這是一個經濟周期的話，吃點藥是應該的，不能把短期的措施和長期的措施混為一談。 我們總是寄希望于長期的一些結構調整能治療我們短期的病，這不太可能的。

  結構調整和保增長要兩手抓

  因此，我認為在政策方面需要多找一些既可以保增長，又能進行結構調整的措施。這樣的措施很多，爭論的各方能夠找到共同點，地方企業也容易摸清楚方向。所以， 在此給大家提以下兩個可行的突破口。

  第一，國企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這個改革的推動非常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國有企業的債務一直在積累，看一下數據就會發現，在企業部門，私人部門的杠桿率實際上是在下降的，企業部門杠桿率的上升現象完全是國有企業杠桿率的上升造成的。 所以，我們很多國企并不是真的不行，而是被財務成本給拖死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必要重溫一下上一輪國企調整的經驗。上一輪整個銀行的壞賬率約為30%到40%，我們所有的壞賬約占GDP的25%。在上一輪的調整過程中，整個銀行體系從技術層面上而言已經完全破產。 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采取了債轉股的措施，成立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并把壞賬都剝離給他們。有些價格低廉，兩折就轉讓給了他們。而后他們將這些轉讓股份置于市場上出售，外面的投資者購買后，就變成了股東。

  最后，四個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都盈利頗豐。當然，這也是因為他們剛好趕上2004到2012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那些看起來很壞的資產結果發現是好資產。我覺得我們也需要將目光放得長遠一些。現在的國有企業看起來都是壞資產，但如果我們相信經濟周期會重復，總有一天這些企業都會“活過來”，走出低迷期。

  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進行針對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開辟一種新的允許私人資本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模式也許頗有裨益。這種模式，也就是很多PE（私人募款）公司成立一個基金。而后政府對銀行給出一個政策，可以以多少折扣，賣給資產管理公司，這樣這個公司相當于一個股東，而后可以在市場上找到下家，也可以賣出去。這種模式能夠帶來三個方面的好處。 第一個是去杠桿，杠桿率迅速降低。第二，盤活了國有資產。目前國有資產運轉完全無效，沒有發揮出其潛力，而這種做法使資產得到利用。 第三，刺激經濟增長。被債務成本所拖累的企業可以得到銀行的貸款，或者金融的融資，進行生產，從而經濟得以發展。

  第二，我覺得我們的政府還應該加杠桿，可能有很多人不贊同這一點。從1929年大衰退中我們吸取了經驗教訓：給整個經濟去杠桿，必定會進一步加劇其衰退。現在，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認識，談及降杠桿時大家都認為這毫無可能，是在將經濟逼上絕路。那么總有些地方需要加杠桿，美國稱其為大水漫灌，采取QE政策，它之所以采取大水漫灌的政策，是因為財政有難以負擔的問題。奧巴馬有實施的想法，但國會因為自己無法控制而并不予以通過。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效果直接而迅速，但在美國卻沒有可行力。 而中國不一樣，只要政府允許你去做，你就可以做好。

  所以，政府應該加杠桿。我不是說長期來說，政府應該高負債，而是說采取短期措施增長一些杠桿是完全必要的。今年我們能突破2%這個界限，就是中央政府的債務赤字達到了GDP的3%的結果。 但雖然有了突破，但實際上增加的錢卻并不多。這是因為營改增就要減免五千億的稅，而新增的卻只有六千億，基本上被營改增消耗掉了。雖然地方政府發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債，可這只是將以前的短債與銀行的債務換成長期的國債。我們今年新發的地方國債達到八千億以上，但這還遠遠不夠，仍然需要繼續加利。

  那么地方政府拿到的這些錢可以用于何處呢？我覺得應該修建一些無長期負擔的短期民生工程，比如挽救現在的江河湖海，恢復生態環境。舉例來說，深圳市政府在銀行里有三千億存款， 我覺得相比起放在銀行貶值，這些錢完全可以用來修建一些民生工程。

  加杠桿還可以和去庫存結合起來。地方政府，特別是三四線城市的政府，用這筆錢可以買下多余的房地產。房地產商其實都急于將房地產降價賣出，當然降價也有底線，比如最多只能降到60%平衡線。很多地方地方政府顧忌自己的面子問題而不允許降價。但如果現在中央政府允許降價，那么降價就有可能實現。把希望過多的寄托到進城的農民身上是不現實的，老百姓沒有那么強的購買力購買多余的住房。 而政府融資購買這些資產則是一箭三雕的好事：第一，去庫存。第二，去杠桿。我們的房地產業基本上跟國有企業一樣，借新債還舊債，如果他們能夠賣出房產，杠桿率就能下降。第三，刺激消費。有了住房后人們就需要裝修，進行消費。今年一季度經濟的好轉了，跟房地產就有著很大的關系。

  總而言之，我們一定要分辨清楚長期與短期的問題。長期的問題用長期的手段來處理，在需要刺激時仍要采取刺激的手段。我們要同時兼顧結構調整和保增長，才能托住經濟的底，實現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番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