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帶動下形成的發展勢能不斷向內陸地區擴散，形成了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4大板塊的格局。

  展望“十三五”，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指導下，以一帶一路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為主線，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扎實推進結構性改革，培育若干帶動區域協同發展的增長極，塑造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將是我國區域發展的大趨勢。

  4大板塊增長分化將成為區域發展新常態

  受自然地理條件和歷史原因的深刻影響，區域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問題。以黑龍江黑河—云南騰沖的“胡煥庸線”為界，以東43.7%的國土上集中了全國94.4%的人口，以西56.3%的國土面積僅養育了5.6%的人口。

  改革開放以來，在上述宏觀格局保持穩定的基礎上，我國區域發展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改革開放初期沿著東部沿海、中部內陸和西部邊遠地區的順序，發展水平和增長速度依次遞減的格局，進入新世紀后，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帶動下形成的發展勢能不斷向內陸地區擴散，形成了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4大板塊的格局。

  長期以來“東快西慢”的區域增長格局發生重大轉變，2007年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首次超過東部，從2008年開始中西部地區增長速度全面超過東部，廣東、江蘇、山東等沿海經濟大省隨著總量不斷加大，增速由第一方陣進入第二方陣。東部10省市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在2006年達到55.6%的峰值后逐年下降，到2014年已降至51.2%。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河北、遼寧、上海8個經濟大省2000年生產總值合計占全國的54.0%，到2014年下降到51.0%，地區間增長不均衡態勢得到顯著緩解。

  2012年以后，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長期效應逐步顯現，國內西南地區增長提速和東北地區增長乏力的雙重作用，催生出新的南北方增速失衡問題，在此背景下，4大板塊內部分化現象日益凸顯。沿海經濟大省顯示出較強的增長韌性，與中部地區的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份一起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而西部地區的重慶、貴州等省份異軍突起，憑借近年來承接產業取得的成效成為增長速度最快的領跑者。與此同時，東北3省和山西、河北等省則處于低速增長方陣。這種區域分化，是在全球經濟普遍趨冷導致需求低迷、國內要素成本大幅提升背景下產生的，成因具有一定的非周期性特點，影響有可能持續“十三五”頭兩年甚至更長時間，也將促使區域分化進一步深化發展，并形成面臨問題各異、增速區間不同的多個地域集群。

  一帶一路戰略的開放效應逐漸擴大

  開放效應是過去30多年我國區域發展差異的重要成因。在以歐美發達經濟體為主要開放對象的時期，東部沿海地區是最具區位優勢的開放前沿。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得到周邊和沿線國家的熱烈回應，為我國實現東西雙向開放、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創造了條件。與中亞西亞國家合作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地處內陸的西北各省份推到了開放合作的前沿。2015年，中歐班列已經開行815列，比上年增長165%。陜西、甘肅、新疆等省份，有望成為新的貿易大通道重要節點，以周邊和沿線國家為目標市場的紡織服裝、輕工家電、農業機械、裝備制造等產業加工制造業已經開始向西部省區集聚。2015年，在全國外貿進出口出現負增長的背景下，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陜西實現出口進口雙增長，分別比上年增長7.8%和18.4%。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的廣西，出口增長16%，進口增長13.8%。率先開通“渝新歐”班列、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下了先手棋的重慶，過去幾年致力于加快完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際利用外資連續5年突破100億美元，吸引260家世界500強企業落戶，外貿進出口規模由5年前的全國23位上升到第10位，居中西部省份第1，中新政府間第三個合作項目——中新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運營中心落戶重慶，地處西部內陸的重慶正在成為全國的開放高地。

  今后幾年，正在謀劃建設的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巴、孟中印緬和中國-中南半島6大經濟合作走廊，將形成我國內陸地區擴大對外經濟合作的基本空間架構。西部省區將以獨特的區位和資源優勢為基礎，依托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邊境經濟合作區和國際產業園區等開放合作平臺，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也從中獲得新的發展動力，成為新形勢下構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新格局的重要支撐區域。

  新型城鎮化成為推進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

  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召開以后，國家有關部門制定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圍繞人的城鎮化這一核心，確立了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新型城鎮化通過促進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建立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以城鄉協調發展促進帶動區域協調發展，實現人口、經濟和地域空間同步推進的協調發展。2015年底，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明確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要求在中西部地區培育發展一批城市群、區域性中心城市，促進邊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聯動發展，形成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新增長極。

  目前，全國已有兩批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地區圍繞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建立多元可持續的城鎮化投融資機制、建立創新行政管理的設市設區模式、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以及農民工融入城鎮、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城市（鎮）綠色智能發展、產城融合發展、開發區轉型、城市低效用地再開發利用、城市群協同發展機制、帶動新農村建設等領域進行試點，按照要求，兩批試點地區將在2017年取得階段性成果，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不僅可以通過促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國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的空間配置效率，將成為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基礎設施加速建設有力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基礎設施條件差距曾經是中西部內陸地區發展長期置后于沿海地區的重要成因，但近年來，這種情況正在迅速發生變化。“十二五”以來，以機場、鐵路、高鐵和高速公路為代表的現代基礎設施迅速向中西部地區延伸。過去5年新建支線機場40座，運輸機場由5年前的175座增加到206座，新建鐵路3.05萬公里，鐵路營業里程達到12.1萬公里，其中高鐵運營里程1.9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高鐵總里程的60%以上。到2015年底，全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到12.3萬公里，比5年前增加5.8萬公里。地處大西南的貴州，人均經濟總量長期處于全國末位，近年來在各地經濟增長普遍下滑的情況下，能夠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與徹底解決長期制約發展的交通瓶頸密不可分。2014年，貴州邁入高鐵時代，2015年成功實現“縣縣通高速”，成為西部地區第一個縣縣通高速公路的省份，全省9個市（州）實現通航機場全覆蓋。

  高鐵、城際軌道交通等現代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極大促進了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3大城市群地區內部的經濟聯系，也為中原地區、長江中游、成渝地區和關中平原等地城市群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以高鐵等現代基礎設施對中西部內陸地區的溝通連接，為中西部省份發揮比較優勢，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開發當地特色優勢資源提供了條件。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指出“用發展新空間培育發展新動力（310328,基金吧），用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并對“拓展基礎設施建設空間”進行了系統安排部署。繼續拓展基礎設施建設空間，完善基礎設施網絡，有利于促進基礎設施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帶動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服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2016年，中西部地區鐵路建設力度將進一步加大，鄭州-徐州高鐵、滬昆高鐵云南段、云（昆明）桂（南寧）高鐵和蘭渝鐵路等一批干線通道將建成通車，西安-成都、重慶-貴陽、重慶-萬州、哈爾濱-牡丹江、商丘-合肥-杭州、南昌-吉安-贛州等高鐵也將加快建設進度。預計到2020年，基本成型的交通基礎設施網絡將顯著拉近中西部省份與發達地區以及外部世界的時空距離，伴隨著互聯網等等信息基礎設施進一步普及提高，將顯著提升全社會經濟活動的效率，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供重要物質基礎。

  京津冀協同發展破解區域協調發展難題

  區域協調發展不僅是一個理論難題，在實踐上也是世界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遇到的發展難題。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在促進各地區普遍實現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區域協調發展面臨新的挑戰。過去幾年，隨著中西部內陸省份的增長速度加快，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服務和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健全完善，全國不同省份的居民都能夠享有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水準。《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則為不同地區確定了各自的功能定位，以主體功能為基礎的區域政策體系正在不斷健全完善。

  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2015年5月，《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實施，提出了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核心，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率先在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等重點領域取得突破，啟動了這一“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路子，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的區域協同發展實踐。過去一年京津冀3地已經在交通、生態環保和產業發展3個領域啟動了一批重點項目，并在構建協同發展體制機制方面做了積極探索。

  2015年底，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了深入推進8大重點領域的合作，未來幾年，在充分吸收借鑒京津冀協同發展實踐經驗基礎上，以推動長江經濟帶11省市建立完善地方政府協商合作機制為突破口，推進統一市場建設、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對接協作、生態環境保護合作以及科技協作與協同創新，全面加強區域合作，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水平有望再上一個新的臺階，助力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特殊困難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顯著增強

  過去幾年，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加快發展的政策措施，深入推進支援西藏、新疆和青海等省藏區工作，不斷加大對資源枯竭、產業衰退、生態嚴重退化等困難地區的支持力度，贛南等原中央蘇區、陜甘寧等革命老區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較大改善，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集中居住地區和其他邊疆欠發達地增長速度加快，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扶貧攻堅也取得顯著成效。

  “十三五”規劃《建議》確定了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線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發展目標。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將提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準線，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奠定基礎。預計從2016年起，每年需要解決超過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問題。到“十三五”末，我國將在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基礎上，著力增強各類特殊困難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