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重特大項目以外，環境影響評價審批不再作為項目核準的前置條件，環保部門與投資管理部門將對環評和核準并聯辦理。這是2014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知提出的，旨在大幅精簡與項目核準相關的行政審批事項。

  三個月之后，為配合國務院的簡政放權改革，環保部下調13類項目的管理等級，由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降為編制環境影響報告表或填報登記表，這意味著環評門檻和深度的降低。

  火電站、熱電站、煉鐵煉鋼、有色冶煉、國家高速公路、大型主題公園等32類建設項目環評審批權限，由環保部下放至省級環保部門；部分省級環保部門甚至進一步將一些審批權限下放至市級甚至縣級。

  2015年可謂全國多地環保系統環評審批權下放的嘗試推行之年，寧夏是本年度最后一個宣布放權計劃之地，于12月29日，寧夏環保廳宣布，農林水利、新能源、交通運輸等9個行業類別、約占80%的項目環評，將下放至市縣環保部審批。登記表項目管理制度由審批制全部改為備案制，約50%的建設項目不再需要審批。

  環境影響評價的概念，按《環境影響評價法》界定是指對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提出預防或者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進行跟蹤監測的方法和制度。環評制度是“預防為主”原則的重要法律制度。

  按環保部推出的新政，諸多項目的環評審批權限被集中下放。可以預見，未來地方環保部門審批的環評數量將會劇增，審批工作進度將會提速，同時，接盤單位能否勝任擴權令人擔憂，環保屏障失效的風險明顯加大。

  審批權下放的三個憂慮

  依法審批能力和專業技術水準，是公眾對環評放權的第一個擔憂。

  在中國，行政和技術的優勢資源集中在上級單位，下級環保系統人手不足，專業水平相對較低。環評審批涉及大量、復雜的工藝和技術問題，基層單位無法邀請到夠分量的多領域專家，評審的科學性和把關作用必定要打折扣。

  以福建省霞浦縣為例，近年來，縣環保局年均參與審批的本地環評項目100多個，其中有部分項目是由寧德市環保部門牽頭組織專家評審，縣環保部門作為基層單位參與評估，因為技術能力不足，對大項目難以把關。作為地方部門，把政策搞清楚、做好環評市場服務一直是以往的重點，而技術環節涉及多領域非常復雜和專業，地方基層單位確難勝任。

  首先，基層單位很難邀請到全國多區域、多領域的專家，從宏觀上對環評進行評審，受制于專家層級的降低，評審的專業性和科學性必將成為嚴峻的拷問；其次，地方環保部門要聽命于當地政府，抗干擾能力匱乏，無法“獨善其身”，對于政府錯誤選定的項目不敢異議，環境“防線”失守經常發生。

  審批條件彈性大、不夠清晰、滯后于新形勢，是人們不放心環評放權的另一個理由。

  簡政放權是大勢所趨，但對環評秩序的規范，環保部在放權時應劃清紅線，尤其是對不能放權的項目類別名單更要明確。目前，環評審批領域的中央層級規章，依然是2005年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審批程序規定》，行政許可的程序和條件簡略粗疏，自由裁量空間過大，已經不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

  通觀環保部各種形式的文件，對于什么項目不予審批，環境底線和法律紅線何在，至今缺乏明確有效的敘述，不足以防范地方環保系統的弄權瀆職。目前是各地做法各異，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都允許，這就導致有很多打“擦邊球”。

  第三個常受到質疑的問題是，公眾參與流于形式、配套監督機制疲軟。

  應當看到，環保部門在環評中越來越重視公眾參與。利害關系人的贊成率，是環評審批過關的重要因素。然而，環評弄虛作假、質量低劣，包括資質掛靠出租等越軌行為層出不窮。

  根治這些頑癥，離不開社會監督的落實深化，急需提升公眾對環境決策的話語權。2015年11月20日，環保部發布通報稱，在福建、河南、湖南等10個省市自治區內，15個項目的公眾意見調查存在問題，眾多被調查者無法取得聯系或表示未填過調查表，甚至把公眾的支持和反對意見顛倒。由此可見，公眾參與流于形式，公眾意見調查質量不高，未能充分保證公眾的合法權益。如果不消除民意做“花瓶”、公眾被“代表”的困擾，倉促下放環評審批權，將會給環保事業帶來傷害。

  環評制度改革如何優化設計

  作為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的整體戰略，與環評審批權下放相伴隨的，必然是環評制度的改革完善；而環評放權之后出現的各種問題，也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加以解決。那么，環評改革的正確方向在哪里，優選方案應該是什么？

  當前，對于環評制度的改革思路，存在“強化”與“弱化”兩種意見的爭論。

  強化論者主張，應當維持現行《環境影響評價法》的制度框架，加強對環評機構的資質管理，取締環評領域的“紅頂中介”和利益輸送，嚴肅查處不負責任、弄虛作假的環評機構。在政府主導下打造公平有序的環境服務市場，充分發揮環評審批作為環保抓手的功能，繼續把項目環評當作保護環境生態資源的核心工具。

  弱化論者則認為，現行環評制度需要“傷筋動骨”、“大興大革”，要以事中事后監管為重心，以實質性公眾參與為基礎，重新設計制度框架。其中較為激進的觀點，是用環境許可證融合環評審批和竣工環保驗收，將環評資質審批制改為備案登記制，由環保部門和行業協會對環評機構共同管理，由各方專家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對環評實行票決制。

  筆者認為，無論選擇“強化”還是“弱化”，環評審批體制的改革，都要正視以下制約因素，解決現實中的真問題：

  第一，項目環評承受了許多不能承受之重，不宜作為環境管理的核心手段。污染問題本質上是環保產業結構問題、布局問題和規模問題，政府宏觀政策和開發規劃的失誤，是環境生態破壞的深層原因，而審批后監管的薄弱乏力，導致環評報告失去約束作用。我們應當把環保關注的重點，從具體項目的環評審批，轉移到前端的規劃和后端的監管，包括排污許可。

  第二，當前的突出問題，是環評報告越編越厚，真正管用、實用的并不多，企業為環評支付的成本居高不下，環評工程師隊伍日益壯大，卻換不來群眾對環評審批的高滿意度。同時，環保領域行政許可事項過多，程序環節過于繁瑣，需要履行環評審批、“三同時”驗收、排污許可證三道手續，進行適當的整合簡化很有必要。

  第三，環保問題與其他問題不同，“市場失靈”是普遍現象，“預防原則”是一大特色。離開外部壓力和社會監督，企業不可能認真去做環評。盲目相信企業和過度簡化程序的后果，是環境成本向社會的轉嫁，是污染風險的急劇增加。只有加強公眾參與，企業才不敢妄為，政府才不會懈怠，環評的質量也才有確實的保障。

  因此，完全取消環評審批和迷信政府資質管理，都不是正確的政策選項。環評改革必須立足現實，全面考量，達到興利除弊的目的。

  由于減少行政審批的需要，環評在一些地方事實上變成了備案制，由多部門并聯審批，變異為對環評的裹挾、倒逼。有專家建言用排污許可證取代環評批復，提高環境行政許可的實際功效。這些意見和做法不僅與現行法律規定有沖突，而且過高估計了排污許可制度的作用。如果取消環評審批，或者只進行形式審查，把建設項目的環境合規性和可行性交給企業判斷，一旦企業的判斷和決策出現錯誤，不僅會給自己帶來慘重的經濟損失，還將造成不可逆的環境損害，這樣的風險是社會無法承受的。

  整治“紅頂中介”，實行環評單位市場化，強化環評資質管理，如果不與環評評審和決策方式的創新相結合，不為公眾實質參與環評開辟新路徑，很難稱其為真正的改革，將觸及不到環評亂象的實質根源，也解決不了環評屢屢失守的尷尬。

  就總體狀況而言，中國的環評審批依然是一種封閉的內部人操作模式，缺少透明和有效的外部監督，環保部門過度依賴小范圍和不公開的專家評審，公眾和環保組織無從參與審批博弈，這與依法科學民主決策的要求存在差距，給環境污染和環境事件的發生帶來了隱患。

  總之，下放環評審批權和改革環評制度是簡政放權的大勢所趨，有助于激發創造創新的活力，促使政府職能正確定位和歸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不過，在改革方案設計和實施中，在審批權下放和程序簡化以后，如何落實和強化公眾參與，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和踐行的方向。環保部門要讓公眾回歸環境保護的主體地位，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要敞開大門與公眾對話，夯實環評公眾參與平臺，呼應公眾的參與期待，開拓新的參與方式，與公眾一起守住環境保護的鐵閘。只有這樣，才會促使開發建設活動與環境承載力相適應，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向縱深發展，實現美麗中國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