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姚洋教授在活動現場

  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在“CMRC中國經濟觀察”第45次季度報告會上發表了演講，以下為主要演講內容：

  “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目標要求在提高發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達到這一愿景，未來五年年均經濟增速不能低于6.5%。縱向對照我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情況，實現這一目標并非難事。但橫向與發達國家轉型時期相比較，發現6.5%的增速是很高的目標。以日本為例，日本的發展模式與我國接近，過去推行出口導向政策實現快速增長，1973年石油危機期間開始轉型。日本轉型前二十年平均經濟增速為9.2%，轉型后二十年平均增速僅有3.5%。

  我國要實現“保增長”目標，創新固然重要，但關鍵還是加大投資。“十三五”規劃建議將創新擺在突出位置，首次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但反觀日本，1970年代、198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創新都來自日本，然而日本的經濟增速仍然迅速下滑。這說明僅依靠創新來保持高增長很困難。技術進步速度有上限，美國的技術進步速度接近人均收入增速，也只有2%到3%；其他發達國家更低，最高僅達1.5%到2%。因此，實現趕超還要重視投資。近些年，關于投資帶動增長有諸多爭論，本次報告旨在破除政策誤區、明確四個觀念。

  第一，區分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十三五”規劃的未來五年經濟增長目標屬于短期目標。根據經濟學理論，長期增長取決于潛在經濟增速，短期增長更多取決于需求方。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速仍有6.5%到7%，在世界范圍內僅次于印度，但是從短期需求面來看形勢不容樂觀。當前經濟狀況與世紀之交的通貨緊縮時期相近。經濟增速大幅下降；PPI連續44個月負增長，說明工業需求在下降，中國需求減速也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下跌；CPI勉強正增長，但如果將住房消費更全面地統計進去，那么CPI可能也是負增長；房地產只維持非常小的增速。從世界范圍來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面對全球經濟衰退大環境，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的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只是延后了經濟下行時間。

  短期刺激需求，關鍵要加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力度。財政政策還需靠地方政府執行。雖然地方政府現在有一定財政困難，但是離開地方政府就難以進行有效的財政刺激。數據顯示，去年政府結余3萬億，并有研究指出政府在銀行部門的儲蓄存款已達21萬億。這說明政府“有錢無處花”，這是很大的問題。短期刺激需求與長期結構調整并不矛盾。世界上任何一個經濟體如果短期經濟增速沒有達到潛在增長率，都需要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調整經濟結構是一個自然發展、遵循經濟規律的過程，不能由政府“生拉硬拽”。早在“十一五”期間政府就提出“調結構”，但是過去十年經濟結構卻在“惡化”，投資占比、儲蓄率上升，消費占比下降。近幾年隨著經濟增速下行，自然地發現消費占比開始上升，儲蓄率已經下降4個百分點，經濟結構正在調整中。

  第二，產能過剩是經濟下行的結果而非原因。在處理產能過剩問題上，我們有過深刻教訓。以鋼鐵行業為例，世紀之交的通縮時期，我國鋼產量為2億噸，政府認為產能嚴重過剩，開始打壓產能。但通縮之后我國鋼產量快速提高，預計今年產量將接近7億噸。這說明當時打壓產能政策是有問題的，沒有考慮到未來經濟增長對產能的需求。打壓產能的另一嚴重問題是政府傾向于保護國有企業、打擊私營企業。

  “十三五”規劃建議指出要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面對產能過剩問題，也要堅持這一原則，讓市場淘汰過剩產能。如果國有企業虧損嚴重、私營企業盈利較好，那么就讓市場淘汰掉國有企業。如果政府認為私營企業污染問題比國有企業嚴重，那么政府的作為應該是對私營企業嚴格執行環保標準，而非直接打壓。打壓私營企業既是對產能的浪費、也是對私有產權的傷害。現在經濟下行，又出現國有企業受保護、私營企業面臨巨大壓力的苗頭，須切忌重蹈覆轍。

  第三，投資回報率下降是順周期結果。投資回報率下降是經濟下行的結果。一是投資效率順周期，現在經濟處于低谷，投資效率也低。二是很多產能閑置，投資回報率必然下降。三是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資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利潤率本身就比較低，而且不應只算經濟賬，還應考慮社會回報。如果把基礎設施的正外部性考慮在內，投資回報率要比賬面上高得多。因此，不能用投資回報率的下降來反對投資。

  第四，通過信貸擴張支持實體經濟。負債率上升也是經濟下行的結果。經濟緊縮時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訂單減少，資金流緊張，出現壞賬。此時只有繼續擴大信貸規模，為實體企業提供流動性，支持其渡過困難階段，才能更好解決壞賬問題。我國現在的信貸政策希望精準定位到中小企業，但實際上很難。因此還應更多采用數量手段。現在央行降息幅度很大，但是降準力度不夠，每次降準只是降低0.5個百分點。2004年存款準備金率是8%，現在高達17%，還有很大降準空間。全面降準可使得市場上資金流更加寬裕，經濟運轉良好，才能解決問題信貸問題。

  政府債務短債換長債的債務置換是正確的。基礎設施的益處由幾代人享受，債務就不應只讓我們一代人擔負，應該匹配項目現金流期限與債務期限。根據日本經驗，對內舉債風險較小，而且我國負債水平并不高，仍有加杠桿空間。同時應該大力發展市政債。財政刺激還需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發行市政債是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問題的好辦法。它將政府和融資平臺隔離開，好的市政建設項目可以直接在資本市場上融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