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我們觀察和思考城市的時候，只有經濟和社會兩個維度，后來，有了環境這個維度。今天，綠色城市作為一個新的理念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不過，如何定量地衡量綠色城市，卻是一個有待討論和探索的命題。

  在百度輸入城鎮化或者城市化，能找到3400萬個網頁，社會對城鎮化的關注，由此不難窺見。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要加快綠色城市建設，將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市發展，構建綠色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

  這意味著，下一步城鎮化要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強化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設運營模式。

  “綠色”已經成為新型城鎮化的關鍵詞之一。那么，城鎮化中的“綠色”能量化嗎？又如何引導城鎮化走上一條綠色的道路呢？

  經濟社會環境的三維視角

  量化城鎮化的綠色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綠色的內涵與外延。在“生態熱”的背景下，近年有不少關于綠色城鎮、最美鄉村等類似評選或測評，多聚焦于自然生態，上榜者也多為生態小城、小鎮。

  但是，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從全國視角和追求現代化的維度，分析和評價綠色城鎮化不能限于狹義的環境概念。

  譬如，一個地理位置偏僻的小鎮風景優美、空氣清新，生態條件優越，但是，可能存在著經濟落后、交通不便、基礎設施不足、公共服務不完善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那它只是狹義的綠色。

  在生態建設的時代背景下，突出城鎮化的環境指標理所當然，不過，也不能忽視城市的本質功能，即為人在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發展提供盡可能多的便利條件。

  因此，“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課題組負責人、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致力于城鎮化研究的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應該從更加廣義的視角去闡釋“綠色”，這可能更符合新型城鎮化的定義和趨勢，即“綠色”不僅包含自然生態意義中的環境，還應涵蓋人類生存生活所依存的人文社會及經濟環境。

  中國市場信息調查協會副會長張仲梁則進一步從經濟、社會、環境三維的角度闡釋這一主題。他說：“綠色城鎮化應該是經濟、社會、環境三位一體的綠色，它追求的不是某一方面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綜合效益的最大化，因為城市本身就是經濟、社會、環境的復合系統。”

  這就涉及到一個新的難題，在評價城鎮化的綠色標準時，如何增強不同內容和指向的指標之間的協調度，實現統一的共同發展，防止顧此失彼。

  以周牧之的團隊剛剛開發的“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為例，構成這一評價體系的三大模塊就是經濟、社會、環境，分別對應城市生產、生活以及生產生活的環境，力圖全面評價一個城市的綠色發展狀況。

  但也有專家提議，在生態建設成為中央治國理政五大布局之一的背景下，應該進一步增加環境指標的分量，以突出綠色的意義。甚至有人認為，應該實行一票否決，如果環境不好，經濟社會再發達也不應該得到鼓勵。

  周牧之的觀點是，城市是一個生命體，總在不斷變化，從誕生到成長、成熟、衰退甚至死亡，是一個漫長的動態過程，在每一個階段有著不同的主要問題。中國的城鎮化也有階段性的主要問題，綠色城鎮化指標要根據不同的階段適時調整相應的指標數據設置，以適應城鎮化不斷發展的形勢。

  受訪專家進一步分析，從綠色的角度評價城市，根本的目標在于將城市和環境融合為一個整體，不是僅僅環境指標關注綠色，同時，經濟指標、社會指標也要追求綠色。

  從這種意義上講，與鼓勵“硬”的指標，如GDP、鐵路、公路、樓宇建設的指標不同，“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倡導的是發展的品質。其中的“綠色”不是狹義意義上的環境因素，而是突出了綠色發展的廣義概念，背后包含著經濟質量、空間結構、生活品質和人文社會等深層內容。“指標體系中各層級每一項指標的設置都具有強烈的‘綠’指向，是該指標最具特色的一點。”周牧之強調。

  “綠色”的量化難題

  “把中國城鎮化面臨的問題、課題和理想，以及國內外的經驗教訓和最新理念進行數字化、指標化的梳理，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周牧之說。

  為完成這一工作，課題組中既有經歷過城市化的發達國家專家，也有致力于應對今天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中國專家，既可以總結以前的經驗教訓，也可以直面當前的問題。

  “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采用“三·三·三”結構，分成環境、經濟、社會三個板塊，每個板塊由三個中項指標支撐，每個中項指標由三個小項指標支撐，每個小項指標又由多組數據支撐。每一個板塊是一個維度，每一個指標體現了一個準則和價值追求。

  理論框架既定，實踐評判的難題開始顯現，支撐指標的數據無論在質量上還是統計范圍上都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

  周牧之說，指標體系需要有數據來作為支撐，但是尋找和整理這些數據是一項艱難和浩繁的任務。具體的說，它首先表現在數據的碎片化，部門之間、層級之間、年度之間數據不統一、不規范、不連續的現象嚴重。其次是有些數據還存在失真問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牧之表示，“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在選擇指標、數據時，除了數據的可獲得性之外，還要考慮數據的真實性和實際價值。

  “如果選用的是失真數據，那就失去了原本的意義。”他說，“譬如有一些環境相關的數據竟然大部分城市達標率都達到100%，與今天中國的現實相距甚遠，無法使用。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在國際上常用的數據在中國尚不存在。”

  “在梳理數據的過程當中，我發現目前在中國，經濟性的數據相對來說比較詳實，社會性的數據比較缺少，環境相關的數據失真現象相對比較嚴重。”周牧之補充道。

  在這種狀態下，要把能夠體現和支持指標體系的數據整理出來只能用一個“縫”字。為此周牧之及其團隊盡量選擇生成數據，運用大數據的手法把龐大的生成數據變成可用數據。同時，利用空間地理數據等手法，將一些缺位的數據演算出來。另外還將一些具有關聯性的數據復合成所需要的特定指數。通過歷時兩年的努力，他們將各類公開的、在社會上可得的數據“縫制”成覆蓋全國地級以上所有289個城市的完整指標體系。

  價值取向認知先導

  在課題組看來，綠色城鎮化指標體系的意義在于建立對城市空間結構和內涵進行立體分析的構架，為中國城鎮化的綠色化、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的政策和規劃手段。

  周牧之進一步補充說，“我們不但希望‘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能成為政府、專家評價城鎮化的一個有效工具，也力求讓社會公眾能夠看懂它，利用它。”

  張仲梁分析說，包括“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在內，城鎮化評價體系大多主要立足于現有統計數據和客觀指標，較少引入主觀指標。社情決定民意，客觀指標多于主觀指標有其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主觀指標可有可無。城鎮化應該是人的城鎮化，必須考慮人的感受、愿望和態度，何況社情與民情并不總是一致的。

  他認為，“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應該具有地域性。實際上，每一個成功的指標體系都是植根于當地特殊的條件與環境的。今后在對每一個具體的城市進行分析的時候，可以在通用指標的基礎上加一些地域性指標。

  當然，在受訪專家看來，“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在數據分析功能之外，更體現了問題導向，引導社會各方更加關注城市的環境、重視城市的生態、探索城市的綠色發展。

  張仲梁評價說：“曾經，我們觀察和思考城市的時候，只有經濟和社會兩個維度，后來，有了環境這個維度。今天，綠色城市作為一個新的理念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不過，如何定量地衡量綠色城市，卻是一個有待討論和探索的命題。”

  周牧之認為對指標體系的完善和進化而言，認知的不斷變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例如在十五年前他在研究中國城市如何應對汽車社會的沖擊這個問題時社會反響很微弱，然而今天整個中國社會對于汽車社會的弊病都感同身受。

  他說：“在環境問題上也有類似的情況，二十年前在日本二惡英還沒有人關注，十年前在中國沒有多少人討論PM2.5，現在不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對石棉的危害還不夠重視。所以好的指標體系一定要負起先導認知的責任。”

  他補充道，“‘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目前還是一個相對性的，中國城市之間的比較指數。下一步計劃把亞洲的城市納入進來，形成中國城市與亞洲城市的比較，這樣會再出來一個不同的視角和維度。”

  在周牧之看來，排名并不重要，關鍵在于綠色城鎮化指標可以成為評判中國城鎮化的一套數字標桿和參照系。他借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分析說，中國歷史上的失政缺陷歸結為中國不能進行“數目字管理”。“如何在城鎮化進程中實現有先進理念支撐的數字管理的確是左右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