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價格雙軌制為代表的一系列經濟改革，從莫干山上走向全國，并深刻影響了這個國家此后30年的發展。柳傳志、張瑞敏、王石，在這一年投身商海，用創業的方式踐行他們的改革夢想。這告訴我們，改革，需要身體力行。2014年6月21日，茅于軾、周其仁、張維迎、陳志武、姚洋、盧鋒、劉永好、梁建章等著名經濟學家、企業家，在"莫干山：1984的創新和動力——2014搜狐財經夏季峰會"上，再度對中國改革做了最大膽的建言。

  在主題為“思想市場與改革動力”的分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表示，目前改革異常艱難，異常艱難是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線，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況都是被迫的改革。

  他還表示，地方政府搞了經濟建設成本和收益是不對稱的，地方政府官員任期大概只有3到4年，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市場主體愿意為3年還款負責。這樣不計成本搞經濟建設，收益不大。

  對于補貼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比亞迪電動車現在即使政府補貼12萬還要付12萬到16萬，還是非常貴，老百姓不會買。但是在沒有補貼情況下，而特斯拉卻打開了市場。中國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實際上產能過剩，大家稍微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產能過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預比較多的地方。

  以下為發言實錄：

  姚洋：現在我們學科分工越來越明確，有了學院派的經濟學家，也有政策分析的經濟學家，當然還有市場的經濟學家，分工越來越細了，不像我們在80年代，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非常可惜的，我們失去了很重要的傳統。作為我們國家發展研究院，希望繼續傳承這樣的傳統，把學術研究和改造中國結合起來。

  我今天想利用這個機會談一下自己對當前改革的看法，關于政府改革這個問題。在80年代改革，幾乎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小小的改動幾乎全社會都會受益。在莫干山會議上出現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改革比較成功。我們今天改革異常艱難，異常艱難的原因，我個人認為，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線，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況都是被迫的改革。

  今天，中國經濟得到了30多年發展，再想改非常艱難。我想探討一下政府在經濟中作用？我們應該承認政府在過去30年里頭扮演了一個非常積極的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在這段時間之所以能成功，我感覺是我們這個時候經濟比較簡單，只要你按照我們改革，不會有大的錯誤。但中國到了今天它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經濟體，而變得異常復雜。

  剛才劉永好老師在這兒說，企業越做越難，企業越做越難主要原因中國經濟在經歷一個轉型，先說農業，農業下降，服務業上升，制造業是先上升后下降，中國已經進入了拐點，如果沒有這次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還能增長一段時間，金融危機使制造業拐點提前到來，政府提出來，提出來創新型社會，我們經濟要變得更加復雜，而不是像我們前期一樣，只要你要搞低附加值的工業就行。

  這種情況下，政府來推動經濟發展，是會有很大的問題。政府問題很多，我想舉兩個例子，一個是關于對于創新的管理，前幾年我們搞了所謂的七大戰略新興產業，補貼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方說我們在新能源汽車，地方政府和中國有補貼，在這樣的補貼下，去年新能源汽車銷量一萬臺，中國新能源汽車達到全部汽車銷量的4%，節能減排的效果也就是在4%、5%左右。反觀美國的特斯拉，我到加州看了特斯拉，特斯拉的創新，它是沒有政府補貼，正因為沒有政府補貼，它要生存，電動汽車成本很高，特斯拉想了一招，造高端豪華車，而不是造低端車。比如比亞迪，現在車價比較好的，補貼12萬，還要付12萬到16萬，還是非常貴，老百姓不會買。但是在沒有補貼情況下，而特斯拉卻打開了市場。相反在中國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它實際上產能過剩，我們天天說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大家稍微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產能過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預比較多的地方。

  到了今天，地方政府搞了經濟建設成本和收益是不對稱的，我們知道地方政府官員任期大概只有3到4年，在這種情況下有哪個市場或者市場主體愿意為3年還款負責，沒人愿意。但是他不計成本搞經濟建設，收益不大。

  我們回憶莫干山會議做的事情，是政府和年輕人之間的聚會，在今天這個時代，把莫干山的精神繼承下來，讓我們改革機制發生變化，我們重新思考一下怎么發揮社會的活力，能不能有一個更加透明，更加民主的機制來搞我們的改革，通過我們公開討論，最后形成決議，，我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作為我對莫干山會議的一個課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