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資本避險情緒增強，未來一段時間，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的資金缺口將持續擴大。最新研究報告顯示，未來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供需缺口每年均處于約1萬億美元甚至更高水平。

　　龐大的基建需求背后是巨大的資金壓力。“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比較核心的一個問題是沒有足夠的可盈利的基建項目讓私有資本參與，如果找不到(可盈利項目)，資本就可能放慢甚至停止投資活動。” 畢馬威亞太區及中國區主席陶匡淳告訴記者。

　　多位受訪的金融機構和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吸引社會資本，創新投融資模式，積極尋求與當地政府開展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BOT(建設-經營-轉讓)等多種模式，降低投融資風險。

　　資金缺口持續擴大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走深走實，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預計將迎來新的投資浪潮。但未來一段時間，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的資金缺口將持續擴大。

　　《共繪“一帶一路”工筆畫——吸引國際私有資本參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提到，根據近年來主要國際機構的預測，未來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供需缺口每年均處于約1萬億美元甚至更高水平。根據二十國集團全球基礎設施中心發布的預測數據，到2040年，全球基建項目投資需求將增至94萬億美元，而全球各類基建投資缺口總額將達15萬億美元，相當于基建投資總需求的16%。

　　該報告由畢馬威中國、國家發改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聯合撰寫。

　　中國重汽(香港)有限公司亞歐部總代表張后勤告訴記者，“海外投資的資金來源一方面是上市公司融資，另一方面‘一帶一路’項目很多是中國的一些基金提供資金。”

　　“目前沿線的基礎設施投資大部分是央企去投，依靠‘兩優’貸款、絲路基金等政策性支持，貸款利率大概低于市場利率6%~8%左右。但由于‘一帶一路’沿線投資風險較高，民企也很難拿到低息貸款，直接投資基礎設施的積極性不高，更多是工程承包等項目投資。”一位接近監管層的專家告訴記者。

　　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能源領域基礎設施投資缺口預測為813.6億美元；電信領域投資缺口為277.5億美元；機場、港口、鐵路、公路、水路的投資缺口分別為148.2億美元、154.6億美元、337.7億美元、2333.2億美元和208.3億美元。

　　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國家三分之二都是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這些國家基建和融資成本比較高，市場不確定性、風險因素較多。”

　　非洲開發銀行行長特別顧問兼內閣委員會主任Oyebanji Oyelaran-Oyeyinka在第十屆國際基礎設施與建設高峰論壇上表示，非洲現在是城鎮化程度最低的一個大陸，但增長速度很快，有很大的基礎設施需求，據我們估計，每年約有750億美元的投資缺口。

　　可盈利項目不足

　　巨大資金缺口的背后，融資成本高、項目可盈利性不足、國際資本參與少等問題不容忽視。

　　新開發銀行副行長兼首席運營官祝憲認為，實際工作中很多項目缺乏銀行貸款的條件，有些基礎設施項目雖然有回報，但回報不足，這類項目可能需要增加政府參與的力度。

　　陶匡淳表示：“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比較核心的一個問題是沒有足夠的可盈利的基建項目讓私有資本參與，可盈利不是有盈利那么簡單，盈利和風險是要互相平衡的，如果找不到，資本就可能放慢甚至停止投資活動。”

　　《“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報告》(以下簡稱《指數報告》)指出，“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成本不斷上升，包括全球經營成本和融資成本。

　　《指數報告》稱，自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重啟加息縮表以來，全球貨幣政策走向出現了大幅轉變，各國央行貨幣政策正在趨向正常化，以往寬松的貨幣政策及其政策紅利快速消失。總體而言，基準利率的增加宣布了低息貸款時代的終結，依賴美元融資結算的大型跨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成本將進一步增加。

　　《指數報告》還認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機構的支持和參與，金融監管政策變化會對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帶來直接影響。

　　隨著2019 年巴塞爾協議III(basel III)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實施，銀行對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放貸額度受到了限制，基礎設施項目資金來源將從銀行貸款轉向更加復雜的資本市場，基礎設施的融資難度和復雜度也將隨之增加。

　　“質量和可持續性是我們評估是否為項目提供貸款支持的關鍵指標。基礎設施可能帶來財務方面的壓力，要看項目的結構如何搭建，執行是否到位，需要良好的財務分析和可持續性的安排。”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副行長Dr.Joachim von Amsberg表示。

　　創新投融資模式

　　多元化融資為“一帶一路”乃至全球基建提供資金支持，是彌補基建資金缺口的有力途徑。

　　報告認為，參與“一帶一路”基建投資主要依靠中國主權基金和部分國際多邊開發性金融，國際私有資本參與度不夠。

　　如果能吸引更多的國際私有資本參與，不僅能彌補資金缺口，更重要的是能為項目實施帶來新的風險管控體系、金融運作模式、設施建設技術和管理運營經驗。

　　多位受訪人士對如何吸引私有資本參與、創新投融資模式提出了建議。

　　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年報顯示，2017年私人資本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總額是933億美元，處于十年來第二低的水平，僅僅高于2016年。社會資本不活躍，是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市場一致的痛點。

　　“建立市場機制、降低項目風險是國際私有資本決定是否參與的重要因素。”陶匡淳告訴本報記者：“可以創造條件為國際私有資本參與提供空間，包括制定基建項目應該達到的一些市場指標，比如盈利、融資、可持續性、環保等方面的指標。”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說，基建項目一般來說項目周期長，有更長的還本付息的周期，能否實現自負盈虧是重要因素。在搭建融資結構的時候，私營資本可以補短板。比如建一條公路，生命周期30年，私營部門去投資的話，前10年是可以去融資的，但后面要靠一些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做更長期的投資。

　　中非產能合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楊小軍告訴記者，在資金融通方面，作為中長期開發投資基金，中非產能基金堅持以股權投資和優先股、可轉債等類股權投資為主，輔以夾層融資、債權、股東借款、子基金等多種投融資方式，提供美元和人民幣雙幣種、融資與“融智”相融合的全方位投資方案，投資工具更多樣、投資方式更全面、投資期限更靈活。

　　“從投資幣種來看，基金目前以美元出資為主，但基金在人民幣海外運用方面也已取得成功突破，人民幣出資項目占投資余額達7.2%，基金雙幣種經營成果初步顯現。”楊小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