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國進民退”爭論之后，關于未來國企的改革方向，再一次引發輿論熱議。而這次爭論的主角之一是各大中央媒體。

　　記者統計發現，自今年3月份以來，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環球時報》在內的多家中央媒體開設專欄，發表多篇文章，力挺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指責西方對中國國有企業的“偏見”。

　　5月16日，最新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雜志發表署名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的文章，題為《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該文章稱，國企改革已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成功之路”，現階段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國有經濟。”

　　旨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中央媒體第一次“理直氣壯”地提出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今年3月26日，求是雜志社主辦的《紅旗文稿》就發表了國家發改委體制改革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的署名文章——《理直氣壯地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該文指出，“以國有企業為骨干、其他民營企業為補充的支柱產業，是國家產業優化升級、自主創新的中堅，也是國防安全的基礎，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國家保持對戰略性核心產業的控制，才能抵御外資強勢競爭、保持國家穩定。”

　　不過，2月28日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報告提出，從長期的經驗來看，需要進一步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讓民營企業在各個產業與國企展開更多的競爭，國有資本可以逐步退出非公共產品提供領域。

　　記者還發現，目前在國務院國資委網站上，開辟了“關注與視野”專欄，摘錄各大媒體力挺國有經濟和深化國企改革的文章。國務院國資委宣傳局一位權威人士告訴記者，目前中央媒體的這一輪密集宣傳，屬于統一安排，其目的是宣傳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這“兩個毫不動搖”即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北京一位國資專家昨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表示，隨著國資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矛盾逐漸顯現。而當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看守改革”現象，口上喊著改革，但是實際沒有行動，所以引起爭議很正常。

　　“方向性問題遲早要討論”

　　《企業國有資產法》立法起草小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國企改革也經歷了兩個階段，改革的困難逐步顯現，對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未來的國企怎么改，這種方向性的問題早晚要擺到桌面上討論。

　　李曙光告訴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企改革主要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這一階段主要是國企進行兼并和破產，進行股份制改造。

　　第二階段是從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開始，這一階段形成了三大類央企，一類是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即目前大家通常說的110多家央企；一類是國家財政部出資并且監管的，主要是科教文衛系統的一些國企；還有一類是財政部出資，但是不監管的，比如一些金融、資源、文化類的國企。

　　“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央企的改革思路現在已經比較明確，比如推動整體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央企紅利等。但是后兩類國企，如何改革，方向在哪里，還沒有明確的思路。這也是引起爭議的地方。”李曙光說。[Page]

　　不過李曙光認為，雖然有爭議，但是當前的國企改革還是應該以《企業國有資產法》等法律為準繩。

　　李曙光舉例說，國務院國資委這兩年推行的 “大國資”、“國資監管全覆蓋”就和《企業國有資產法》相違背。

　　《企業國有資產法》第11條明確了央地國資委的兩級監管體制：“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國務院的規定設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根據本級人民政府的授權，代表本級人民政府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

　　李曙光認為，“大國資”的做法混淆了中央和地方、地方與地方的職責權限，也不符合國資委扮演的“干凈出資人”角色。

　　“第三條道路：國進民進”

　　另外一位國資專家周放生則主張用實際調研來分析問題。周放生曾任國務院國資委改革局副局長，是國內著名的國企改革派。

　　“目前社會上的爭論焦點集中在，最近幾年央企的擴張是否已經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是否對其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事實上，現實經濟生活中已經存在了第三種選擇，即國進民進--國進的同時，民也進，兩者之間互為促進。”周放生告訴記者。

　　周放生認為，現在到底是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單從理論上爭議意義不大，最好的方向應該是國也進民也進。在當前中國改革的背景下，國企和民企都有重要作用，不存在誰替代誰的問題，更不要去博弈，優勢可以結合，劣勢可以對沖。

　　周放生告訴記者，今年初，他曾去浙江考察了中建股份和南方水泥公司重組的過程。中建股份是中國建材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該公司2007年通過組建南方水泥公司的方式進入水泥行業，并重組了南方六省區（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江西、廣西）多家民營水泥企業。

　　在民營中小水泥企業生產經營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當時水泥行業普遍認為產業整合已迫在眉睫，整合是挽救水泥行業的惟一出路，但是靠民營水泥企業之間互相整合，不具備條件，只能靠央企。

　　結果如何？周放生通過調研發現，央企兼并這些民營企業后，南方水泥公司對于愿意留在企業繼續工作的民營老板，仍讓他們繼續管理這個企業。企業決策的效率雖然比原來要慢，但是重大決策有一定的程序，這有利于控制風險。

　　而重組后，南方水泥公司對于重組的企業實行了“五集中”：市場營銷集中、采購集中、財務集中、技術集中、投資決策集中，企業經濟效益顯著提高。

　　周放生認為，在這個重組過程當中，國有企業的優勢和民營企業的長處得到了發揮，而國有企業的弊端和民營企業的短處得到了抑制。通過重組，使得企業和水泥行業都得到發展。

　　因此，周放生認為，現實存在一種“國進民進、螺旋上升”的現象。所謂國進，是資金進、股權進、技術進、管理進；所謂民進，是股權下退上進、治理進、機制進。兩者形成合力，最終市場進。

　　“大型企業實現混合所有制可能是一種雙贏的市場化選擇。”周放生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