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張地說，產能過剩問題在我國大部分工業行業普遍存在。

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39個行業中有21個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特別在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消耗、高排放行業尤為突出，共涉及大中型企業6萬余戶。2013年上半年，全國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9%，仍處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較低水平。

與此同時，國家對產能過剩問題高度重視，繼2013年10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以來，全國各地掀起了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熱潮。

然而，現在來看，其效果卻不太理想。面對大量在建、擬建產能過剩項目的現狀以及矛盾日益加劇之勢，在2014年全國兩會上，多位政協委員紛紛建言獻策。

姜其和：建立統一協調的政策聯動機制

“目前，產能過剩具有普遍性和復雜性。”全國政協委員姜其和在提案中介紹說，產能過剩不僅存在于傳統產業，甚至在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中也存在。“其復雜性主要體現在，造成產能嚴重過剩不是市場自身運行的結果，而是各地政府在發展速度"競賽"中長期低水平重復建設和非理性地上項目、鋪攤子而導致的。”

姜其和認為，當前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劇與轉型升級、結構調整形成尖銳矛盾，產能過剩的現狀已經不允許片面地保增長，必須堅定轉型和調整的決心，在確保不增加新的落后產能的前提下，放手依靠市場的力量進行化解，同時為消化現有過剩產能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保障。

“要建立統一協調的產能化解政策聯動機制，對重點行業產能過剩進行動態監控，增強中央與地方互動，及時發布全國及各地產能信息，疏堵結合，防治"一刀切"。”姜其和提出了具體建議。

他還建議，盡快消除產能過剩的體制性因素，加快管理體制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明確把一些反映能源資源消耗、環境影響程度的指標納入政府工作的“必答題”。要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在理清政府和市場邊界的基礎上，完善要素市場體系，保障統一開發、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引導社會資本加快流向有前景的新興行業。要大力實施淘汰落后產能激勵機制，積極推動企業跨地區、跨所有權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加大企業技術改造力度。

“另外，要加快推動對企業"走出去"的引導和政策支持，引導、規范和保護企業的境外投資活動，鼓勵投融資系統加大對企業海外投資的信貸支持力度。”他最后表示，對于鋼鐵、有色、建材、石化等已進入產業發展成熟階段的、存在產能過剩的傳統領域，支持企業聯合建立境外工業園區，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消化過剩產能。

孫太利：形成倒逼落后產能退出機制

“社會實踐表明，凡是政企不分、過度依賴政策扶持的企業，最容易形成產能過剩；凡是自主經營，完成市場化的企業，基本沒有產能過剩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孫太利在提案中表示。

“造成目前產能過剩的深層次原因是沒有發揮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許多體制機制、管理方式、發展方式等非市場因素，促成了產能過剩。”孫太利分析認為，一些地方的體制機制不完善，沒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扭曲了投資行為，是產能過剩問題多年不能解決的根本原因。由于缺乏對違規審批項目有效的約束和責任追究制度，長期以來產能過剩問題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由于監管不到位，相關規則、秩序相對滯后，一些企業以不公平的方式進行了市場競爭，從而加劇了產能過剩的矛盾。

“此外，近年來，隨著國際市場需求減少和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產能過剩的矛盾愈加凸顯。”孫太利補充道。

對此，孫太利表示，產能過剩是最大的資源浪費，是最大的污染源。解決產能過剩的根本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功能，把化解產能過剩與產業結構調整、大氣污染治理、布局調整優化等緊密結合起來。

他建議，政府應拿出專項資金，鼓勵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加快兼并重組步伐，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出臺政策，鼓勵企業實施以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新材料推廣應用為主要內容的技術改造；鼓勵以市場為導向，積極優化資源配置，挖掘內需市場潛力，改善需求結構，消化一批過剩產能；加快制定嚴格的落后產能退出機制，對超過能耗限額標準和環保不達標的企業，實施電價、水價等差別價格政策，形成倒逼落后產能退出機制，鼓勵企業自主淘汰落后產能和低端產能。

“此外，還要加強行業準入管理。”他最后表示，對于違規在建項目要進行全面清理，凡是未開工的，一律不得開工建設；凡是不符合產業政策、準入標準、環保要求的，應一律停建。

李鉞鋒：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毫無疑問，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動化解產能過剩矛盾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但從長期來看，過度依靠政府的行政行為，反而會加劇產能過剩的矛盾和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李鉞鋒在提案中如是說。

李鉞鋒認為，政府主導的、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缺陷不斷暴露，從而導致了產業結構嚴重失衡。隨著金融危機引發的內需和外需的全面收縮，市場信息的缺失和市場需求的大起大落，以及政府對投資引導的不到位等，加劇了產能過剩矛盾。中央財政用于職工安置、債務化解等的獎勵資金，有力地促進了落后產能的淘汰，但同時也加重了部分企業對政府的依賴。

“政府過度干預具有不科學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越高，市場就越發揮不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李鉞鋒認為，市場的問題最終要由市場來解決，在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同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化解產能過剩所產生的體制性矛盾的必由之路。

對此，他建議，一是要完善市場機制，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針對產能過剩行業多屬于“國家壟斷”和“國企主導”的現實，要從體制上解決國有資源和國有資產的使用、管理、監督、考核、問責、獎懲等體制問題，同時政府應放手讓企業在市場中自由競爭，建立正確的引導和激勵機制，提供市場信息，科學制訂發展規劃，建立風投體制，把管理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此外，應切實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功能，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價格體制、企業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排除一切障礙，建立繁榮法治的市場。

二是要深化要素市場改革，特別要理順資源、環境、土地等要素的價格，使環境、資源等外部性成本能夠進入企業成本，形成化解過剩產能矛盾的倒逼機制。

三是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長效機制。要改變各級政府過度利用行政力量推動產能擴張、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切實減少政府投資項目審批，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作用，強化政府的信息披露和服務職能。政府要從加強對投資項目的審批轉向依靠節能、環保、安全生產等指標來加強對投資項目的約束和管理。同時，政府要從項目的前置性審批管理轉到以事中、事后過程監管為主，建立產業發展預警機制，用及時、完整、準確的信息引導社會投資，讓投資者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他還談到，要建立“退出及援助”機制，一方面尊重市場規律，政府更多地從社會利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等角度考慮，讓過剩產能逐步退出。另一方面，對企業退出和化解過剩產能給予一定的援助，加大財政獎勵資金的支持，出臺配套政策措施，做好債務處理、企業轉產、失業職工培訓及再就業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