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歲末，國務院出臺了化解“過剩產能”的指導意見，各部委打出一套“組合拳”，頻頻出招。這其中，“走出去”將成為化解過剩產能政策的重要一步。

　　商務部更看重“海外投資”這一方式，商務部一位官員表示：從時間周期看，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緩解。所以要積極主動地創造外需，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積極推進“產能輸出”戰略，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也必將為中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更大收益。

　　他還透露：“下一步，海外投資的總體方向會走向備案制，會分類別、分企業性質來處理。不過敏感地區和行業仍不會完全放開。”

　　工信部也正在組織研究建立鼓勵企業“走出去”的產業投資基金，一旦成型，其規模將達千億。工信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的王健分析：“工信部提出了‘四個一批’，即，‘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從目前情況看，四個一批對于化解產能過剩確實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通過走出去轉移產能仍存在較大空間。”

　　“企業走出去是化解產能過剩的重要渠道。”他說。

　　王健說，在走向備案制的這個過程中應該避免通過其他渠道增加新的審批，事實上“審批取消和下放”2001年就開始了，十幾年過去，真的下放了幾百項，但新增的也不少。

　　怎么看“產能過剩”？

　　中國曾出現過兩次“產能過剩”，分別是1996～1999年和2005年前后，大家普遍認為，與前兩次“產能過剩”不同的是，本輪“產能過剩”是重工業部門的普遍過剩。

　　據了解，2011年中國主要產能過剩行業有：鋼鐵、汽車、水泥、電解鋁、光伏、玻璃等。

　　王健說，產能過剩是一個宏觀概念，與之相對應的是“需求不足”，產能過剩與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是相互對應的。人為地測算往往出現偏差，應該更大限度地發揮市場自身的調節作用。

　　事實上，“產能過剩”并非中國獨有，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制造業產能輸出正是依靠產能釋放，保持了美日經濟系統的平衡。

　　在王健看來，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由于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發展階段，政府有關部門經常是低估了實際消耗量的。

　　2002年4月，《關于制止電解鋁行業重復建設勢頭的意見》預測2005年電解鋁年需求量550萬噸相比，過剩了130萬噸。而實際情況是2005年中國電解鋁產量是781萬噸，消費量774.85萬噸。

　　2003年11月，《關于制止鋼鐵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預計到2005年底將形成3.3億噸鋼鐵生產能力，大大超過2005年市場預期需求。實際情況時，2005年鋼鐵產量3.5億噸，消費量為3.4億噸，產能4.3億噸。檢測結果顯示：對兩年后產能預測值比實際消費量低3%。

　　2005年11月，《關于制止銅冶煉行業盲目投資若干意見的通知》同樣存在“嚴重低估”的情況。

　　當然，與以往不同，這一次中國經濟正在減速換擋，主動調整經濟結構，本輪產能過剩很難單純依靠持續的高增長而化解。但這只是一半。王健說：“另外一半是我們怎么看，這實際上是中國主動尋求優化、調整產業結構的一種戰略，所以對于產能過剩的問題不應該特別擔心。”

　　另一個方面，從全球看，由于不同國家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差別巨大，某些行業的產能在一國可能顯著過剩，但從某一國際區域來看并不過剩。

　　比如，中國2009年產磷肥1386萬噸，過剩無疑，但由于越南、菲律賓等國缺乏磷礦資源，而中國出口又存在成本優勢，若將中國及東南亞、南亞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磷肥產能并無過剩。

　　王健表示，從目前情況來看，全球經濟正在復蘇的進程中，關鍵是外需一旦好轉之后，我們是否做好了準備？如果準備充分，實際上外面吸收產能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走出去”障礙

　　“產能過剩”是工業化國家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特別是當本國產能超過產品需求峰值時，長期產能過剩問題就會出現。面對產能過剩問題，美日等國都曾通過實施“走出去”戰略加以治理。

　　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已經突破6000美元，企業對外投資的訴求日益強烈。按照聯合國貿發組織全球跨國經營指數衡量，中國尚無一家真正擁有全球一體化生產體系的跨國公司。

　　因此，中國企業“走出去”還存在巨大空間。“但是，企業要想走出去還有著重重障礙。”王健說。

　　第一是國企“走出去”，面臨很大風險。特別是對于國有企業而言，一旦“走出去”項目失敗，企業管理層將難辭其咎，所以企業動力不足。第二企業“走出去”涉及層層審批的問題，例如外匯的批準，企業想“走出去”的時候是個機會，審批結束可能已經不是機會了。第三是缺乏資金，產能過剩的行業最大特點就是供大于求，造成價格下跌，這些企業盈利能力很差。

　　根據最新資料，2013年1-11月份，雖然鋼鐵業扭虧為盈，但是其主業仍是虧損，所以讓它們“走出去”沒有資金，現在融資的渠道又不是很順暢。

　　第四點是中介的介入，沒有相應的中介，自己去找合適的機會面臨很大難題。

　　而且中國的企業收購這些企業之后，又缺乏現代化的管理團隊。

　　王健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區域重點應該是東盟這些周邊國家，首先它們是新興國家，增長比較好，也有需求；第二他們的一些設備、基礎設施亟待完善，確實需要中國企業進去。

　　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目前政府事中事后的監管仍然較為欠缺。

　　前述商務部官員則認為目前用企業“走出去”還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是國內的海關協調，因為一些二手設備運輸到國外涉及到通關問題；第二是在海外，由于潛在的環保問題，很多目的國都很反感中國企業去投資，“這是我們自己需要注意的問題”。他表示。

　　千億基金

　　王健說，企業“走出去”過程中要進一步加強事中、事后監管，這是很重要的一步，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錢從哪里來”？

　　從發達國家經驗看，需要盡快設立支持過剩產能向海外轉移的專項產業投資基金，鼓勵優強企業“走出去”。

　　按“投資但不控股，引導但不干預”的原則，通過國家直接注資參與產業投資基金的發起設立，同時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積極吸引社會資本投資產業投資基金。

　　王健認為可以通過財政發債等方式有效利用外匯儲備，作為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這不僅有利于避免政府直接投資而面臨較大的支出壓力，同時也為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新的渠道。

　　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不用研究企業去哪投資，跨國性企業都有一個專門的研究小組，研究全世界哪有機會，所以企業自身是最敏銳的，應該放手讓他們去做。“政府需要做的是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他說，“至于基金的規模，不能太少，否則一兩個項目就把資金耗竭了，規模應該在千億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