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學家：此輪“四萬億”只做不說
到目前為止，來自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及國資委等部位的信息顯示，從今年下半年開始，國家醞釀的相對積極的投資策略，大概有三、四萬億左右，此舉表明：新一屆政府經過一段時間緊縮策略“測試”后，不得不相對低調地推出新一輪積極投資的策略，此舉不僅沒有像以前那樣通過媒體造勢，而且似乎有意回避了媒體的關注，顯得比較低調。綜合來看，此輪“積極”投資之所以采取低調策略，主要基于這樣幾個原因：
一是逐漸使政府投資行為回歸理性。客觀而言，特殊國情和市場特征，決定了各級財政對市場的投資行為，必需保持在一定規模、一定范圍和一定的力度，但是若凱恩斯策略過渡，就會演變為投資失控。過去十多年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級政府的投資行為過于粗放，而且嚴重脫離實際發展之需要，結果導致非理性的政府投資行為不僅嚴重加劇經濟結構的扭曲，而且嚴重抑制了市場規律推動的投資動能。因此，大張旗鼓的政府投資行為，已經引起市場的過渡敏感。采取低調務實和調整風險的低調投資策略，更有利于政府的投資行為逐漸回歸理性。
二是走出上屆政府的投資陰影及其所造成的不良社會影響。坦率而言，上屆政府內閣的十多年時間內，各級政府積極的財政投資策略，累計支出愈二十萬億，盲目的投資造成國民經濟一直出于冷熱交替的不良循環中，而以溫家寶四萬億投資的錯誤藥方而備受各階層人士責備，可以說，市場上已經對溫家寶時期四萬億的投資，形成4萬億投資心理陰影和“N萬億”投資的輿論定式。因此，唯有采取“只做不說”的低調策略，才能逐步走出上屆政府的投資陰影。再說，即便是有些投資的暫時收效不盡人意，但確實能夠緩解當下矛盾，有利于為改革贏得有限的回旋余地。
三是優化投資結構不能＂急拐彎＂。 正視現實，大陸經濟結構已經處于很糟糕的狀態，與此相適應的投資結構、資源配置結構、產品結構及消費結構，都問題多多、麻煩多多。如果采取“急拐彎”的策略，停止一切不合理的作為，快速轉軌道良性狀態，顯然不現實也不可能，更何況不少半拉子工程不可能中途熄火、關乎國計民生的一些產業，虧本也得持續投入。因此，深化改革仍需要一個緩沖地帶。
總之，新一屆政府不得不做的積極投資策略，采取“只做不說”的策略，自然有其道理。
編者注：江濡山，香港環球經濟電訊社（GEDA）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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