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下發了《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批準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深圳“兩省五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相關碳交易機制試點實施方案正在醞釀和準備過程中，初步計劃是2013年啟動相關試點交易，2015年在全國范圍內推開。但在緊鑼密鼓地開展工作的同時，試點地區也確實出現了許多亟須解決的問題。

　　“一家管碳，一家管能源”

　　中國自1949年以來，工業企業一直歸口在工信部管理，傳統的節能工作是其中毋庸置疑的內容。工業和信息化部下屬的各地經濟和信息化工作委員會，一般都主管著節能技術中心等傳統能效管理業務部門。

　　發改委由于統籌管理項目的行政定位，而被賦予了環境資源方面的職能，設有環境資源司。隨著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重要性的凸顯，原來設在發改委的應對氣候變化辦公室升格為應對氣候變化司，與之直接相關的碳減排相關事務，也就很難與發改委剝離得開。在有些省市地區，如廣東省、天津市等，就形成了經信委和發改委“一家管碳，一家管能源”的格局。當區域排放控制被提上日程，就很難避免協調難度的提高，有可能會帶來兩個目標的“脫節”，也可能使總量目標的強制性打折扣。

　　試點城市官員經常抱怨，很多城市的能耗數據在經信委，但負責節能減排工作一般在發改委，牽頭碳交易試點工作的發改委并不能“順暢”拿到重點用能企業的能耗數據。

　　因此，兩家管理機制給試點碳交易市場推進帶來了一定的難度。與此相反，美國、歐盟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則有相對獨立的部門負責氣候變化工作，而且部門之間協調得比較好。

　　統計數據基礎薄弱

　　數據是碳交易實施開展的統計基礎。總量目標設計、企業配額分配等等，都需要全面、完整、可靠的數據作為依據。而現實數據由于統計口徑和渠道的不同導致宏觀和微觀、經濟和能源等數據不匹配。一位試點專家指出“自上而下算出來的數，和自下而上算出來的數，對不上。行業協會報上來的數，和排放清單的數，也對不上”。

　　依照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經驗，碳交易體系的搭建是一個“金字塔”結構——從基礎排放數據的統計到技術和規則的配套，再到交易管理辦法和管理平臺的設計。

　　我們是“倒金字塔”——先有國家目標、規劃和管理辦法，再一層層看需要哪些配套，甚至還沒有基礎數據作為金字塔塔底的支撐。

　　北京、上海、天津交易體系建設之所以走得快，主要是因為這幾個城市的能耗數據基礎比較完備。由于能耗可以換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各省市的能耗數據成為目前碳交易體系構建的數據基礎。

　　目前全國大部分省市設立節能監察中心，監督重點用能企業填報其用能狀況，并定期向主管單位匯報，例如廣東省每三個月申報一次，而上海則是月報。

　　此外，企業/設施層面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計算方法、數據匯報如何相互協調，避免給企業增加額外的負擔、合理引入第三方核查機構，這些目前都沒有很好的考慮。沒有扎實的企業排放數據基礎，分配總量控制指標也會“無從下手”。

　　橫向比照，在歐盟、美國加州等地區具備較為良好的數據基礎、即使這樣，不能準確掌握企業的真實排放數據仍然被認為是歐盟出現配額和價格波動過大的一個根本原因。

　　碳交易市場“有價無市”

　　盡管中國碳排放交易試點已基本建立，但目前建立起來的碳交易市場卻陷入“有價無市”的尷尬局面。

　　北京環境交易所在2009年就設立了“熊貓標準”的自愿減排標準，但是在2011年才完成了第一筆交易， 三年以來，真正的碳交易量約300萬噸，在全國各環境交易所中排名第一，但這一交易量還不到歐洲氣候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量。原因是碳買賣在中國市場仍處于萌芽狀態，國內企業對碳排放權交易知之甚少，鮮有企業能從中獲得收益。目前實際的交易量非常少。

　　我們覺得為平衡經濟發展與減排之間的關系，一開始不要過分強調環境目標。先盡可能多地爭取參與方支持，將交易機制建立起來，再逐步強化。為減輕企業負擔，讓企業有一個適應的過程，配額總量的設置一開始可寬松些，并可將大部分配額免費發放，之后逐漸減少，并逐步擴大拍賣比例。

　　目前，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尚未成型，企業積極性不高、交易機制缺乏、監管機制不完善等問題亟待解決。國家相關部門、地方政府、能源電力企業應當“協同作戰”，積極推廣普及碳排放權交易知識，建立健全相關規章制度，并引入龍頭企業做“示范”，進而為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奠定基礎。

　　相應保障措施有待

　　進一步完善

　　確保碳排放交易體系能夠建立起來、運轉起來，有交易可做，需要大量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隊伍。目前中國真正從事碳方面的金融人才不是很多，負責溫室氣體排放的專職隊伍和基礎統計隊伍還沒有建立起來。

　　此外，涉及碳排放交易第三方的核證機構，有待進一步培育，認證、認可和登記注冊系統要進一步的建立，交易平臺建設等技術規范標準，還需要進一步的協調統一。

　　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薄弱的環節亟待進一步的加強，包括人才、專家隊伍的建設，管理機制、機構的建設，加快與國際接軌等。

　　在各試點的方案中，都給政府一定的預留配額，當交易市場出現大幅波動時使用其對不正常的價格進行干預，在價格過高的時候由政府賣出儲存的指標，價格過低的時候買入市場上流動的配額。但是這個價格界限是多少以及價格回到多少適合等問題都還沒有明確的說法。各地試點方案中對于沒有遵約的懲罰力度相對較輕，也導致強制性的交易效果大打折扣。這些是確保中國碳交易市場能平穩運行必需的支撐政策，目前，我們還沒有出臺可以操作的政策和法規。

　　試點擔心碳交易

　　將會傷及經濟

　　7個試點，覆蓋了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區域經濟水平及形態。各地均選取了重點用能企業或行業，反映出各自不同的經濟和能源消費結構。

　　例如，北京市的重點目標，是大型公共建筑，熱力行業和制造業。作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這與日本東京的碳交易體系思路相近。而廣東的重點覆蓋目標，是當地的四大高排放行業——鋼鐵、陶瓷、電力、水泥，這是由其以制造業為基礎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

　　上述這些不同地區，都具有對碳交易特別是總量目標限制經濟增長的擔憂。地方需要經濟增量，也就是需求碳排放增量。

　　因此，如何處理好限制排放總量目標的同時，不影響經濟發展和招商引資是關鍵問題。一些試點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趨緩，“敢于”提出排放總量目標。但還有試點地區因為預計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很多，對于未來排放增長的空間，不希望受到嚴格限制。這些都是實施總量控制、碳交易制度設計的難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個中國基礎情況的寫照。

　　廣東是外向型經濟,出口加工業集聚。勞動力價格一升高，企業馬上搬遷。而相互比鄰的上海與浙江、江蘇，在制造業成本方面的競爭明顯，對企業外遷的擔心也是客觀存在的。如果鄰近省市不在交易試點之列，則對“擠出”效應的擔心更加明顯，政策制定者壓力很大。此外，發改委和參與主體脫節和量化碳交易的成本、碳價對經濟影響的研究不到位加劇了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擔心畏難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