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反壟斷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延安混凝土企業”合同糾紛及橫向壟斷協議糾紛案【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陜01知民初509號】——橫向壟斷協議的損害賠償計算；“茂名混凝土企業橫向壟斷協議”反壟斷行政處罰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行終29號】——“其他協同行為”的認定以及“上一年度”的理解。

具體來看：

“延安混凝土企業”合同糾紛及橫向壟斷協議糾紛案

——橫向壟斷協議的損害賠償計算

【案號】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陜01知民初509號〔延安市嘉誠混凝土有限公司與福建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糾紛及橫向壟斷協議糾紛案〕

【基本案情】嘉誠公司自2018年3月開始向福建三建公司供應混凝土。包含嘉誠公司在內的陜西省延安市寶塔區10家混凝土企業聯合聲明，自2018年7月1日開始，所有標號的混凝土每立方米在原價基礎上上浮60元。2018年7月13日，嘉誠公司與福建三建公司達成口頭協議，約定將混凝土每立方米單價全面上漲45元。同月，原陜西省工商局接到嘉誠公司等涉嫌壟斷的舉報，于2018年8月啟動調查，但嘉誠公司對混凝土供應單價并未作出調整，亦未向福建三建公司告知相關情況。自2019年4月開始，福建三建公司和嘉誠公司通過簽訂補充協議，對同標號混凝土在先前價格基礎上每立方米再次上漲25元。2019年8月，陜西省市場監管局對嘉誠公司和其他9家混凝土企業達成并實施壟斷協議作出處罰決定。2019年9月底，嘉誠公司對福建三建公司的混凝土供應結束，10月雙方組織結算。在嘉誠公司向福建三建公司主張欠付混凝土貨款時，福建三建公司得知嘉誠公司因實施壟斷行為被行政機關處罰，遂向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要求嘉誠公司賠償相應損失。該院審理認為，當事人之間因形式上的契約自由不能成為實施壟斷行為一方違法行為的合法外衣。經營者達成漲價協議對交易相對人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關于橫向壟斷協議損害賠償，對難以脫離當地供應市場或對技術支持需求較高的商品，應以壟斷協議所固定價格與此前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與交易相對人所約定產品價格的差值進行計算。故判決福建三建公司向嘉誠公司支付欠付合同款約602萬元并支付違約金；嘉誠公司向福建三建公司支付因實施橫向壟斷協議所造成的損害賠償金約143萬元。一審宣判后，雙方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本案是橫向壟斷協議的受害人在反壟斷行政執法機關認定被訴壟斷行為違法并作出行政處罰后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的案件。反壟斷民事訴訟是壟斷行為受害人獲得損害賠償的基本途徑，是反壟斷法實施的重要方式。本案基于經濟學原理和一般市場交易規律，對不同交易形態特征下的損害賠償請求數額認定和計算路徑進行了有益探索。本案同時也生動展現了反壟斷行政執法與司法的有效銜接，對于形成反壟斷法執法和司法合力、切實提升反壟斷法實施效果具有典型意義。

“茂名混凝土企業橫向壟斷協議”反壟斷行政處罰案

——“其他協同行為”的認定以及“上一年度”的理解

【案號】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行終29號〔茂名市電白區建科混凝土有限公司訴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反壟斷行政處罰案〕

【基本案情】2016年9-12月期間，包括建科混凝土公司在內的19家廣東省茂名市及高州市預拌混凝土企業通過聚會、微信群等形式就統一上調混凝土銷售價格交流協商，并各自同期不同幅度地上調了價格。2020年6月，廣東省市場監管局對該19家企業的行為進行查處，且均以2016年度銷售額為基數，對3家牽頭企業處以2%的罰款，對其他16家企業處以1%的罰款。建科混凝土公司不服處罰決定，向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被訴處罰決定。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建科混凝土公司訴訟請求。建科混凝土公司不服，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包括建科混凝土公司在內的涉案19家預拌混凝土企業之間進行了意思聯絡、信息交流，具有限制、排除相互間價格競爭的共謀，其被訴行為具有一致性，且不能對該行為的一致性作出合理解釋。同時，根據相關市場的市場結構、競爭狀況、市場變化等情況，被訴行為產生了反競爭效果。因此，建科混凝土公司的被訴行為構成反壟斷法規定的橫向壟斷協議項下的“其他協同行為”，涉案19家混凝土企業達成并實施了“固定或者變更商品價格”的橫向壟斷協議。關于被訴處罰決定的罰款計算，“上一年度銷售額”是計算罰款的基數，原則上“上一年度”應確定為與作出處罰時在時間上最接近、事實上最關聯的違法行為存在年度。被訴行為發生于2016年并于當年底停止，反壟斷執法機構于2017年啟動調查，因此，以2016年銷售額作為計算罰款的基準，更接近違法行為發生時涉案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與執法實踐中通常以壟斷行為停止時的上一個會計年度來計算經營者銷售額的基本精神保持一致，也符合過罰相當原則。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其他協同行為”屬于橫向壟斷協議的一種表現形式，因其不直接體現為明確的協議或決定，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在行政主管和司法認定上存在難度。本案明確了一致性市場行為和信息交流兩個因素可以證明存在“其他協同行為”，然后應由經營者對其行為一致性作出合理解釋。該分層認定方式有助于厘清法律規范的具體適用，合理分配了訴訟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同時，本案對反壟斷罰款基數的“上一年度銷售額”中“上一年度”作出原則性闡釋，既尊重了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裁量權，保證行政執法效果，維護反壟斷執法威懾力，也對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裁量基準和方法依法作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