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當下的熱門話題，而中國最有能力促進共同富裕的群體是企業家，這個群體在促進共同富裕中如何發揮作用已引起人們關注。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宋志平有著自己獨到的思考，他認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就是讓更多企業家成為共享型企業家。

宋志平說，提倡做共享型企業家不是搞道德綁架，更不是“劫富濟貧”，而是為了實現企業所有者、員工和整個社會共贏。

以下是《企業家雜志》對宋志平所做的采訪分享。

圖為宋志平（右）接受記者采訪

共享是新發展理念的訴求

記者：共同富裕是當下的熱門話題，而企業家是最有能力促進共同富裕的群體，您對中國企業家致力于共同富裕有什么期待？

宋志平：最近中央再次提出促進共同富裕，引發輿論熱議，大家見仁見智，有人將此誤解為“劫富濟貧”。

共同富裕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基石，也是我國新發展理念所倡導的。新發展理念包含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個方面，而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共享會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

古人提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企業家是社會經濟生活中最有能力的一群人，所以也要有這種兼濟天下的思想，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做表率。當然這不是說我們要“劫富濟貧”，而是說有創造財富能力的企業家，應該更多地服務社會、回報社會，更多地關心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這才是對共同富裕的正確理解。

從當代經濟（包括歐美經濟）的發展來看，這些年有兩大主題：從微觀層面看，就是企業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辦企業的原則；從宏觀層面看，世界各國大多是“唯GDP論者”，為GDP發展GDP。

這兩者確實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使得今天的社會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繁榮，但經濟社會按這樣的理念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惡化，等等。

所以，我們國家提出了新發展理念，這是為了實現一種平衡，追求社會的和諧、人和自然的和諧。今天我們提倡共享經濟，就是從過去以GDP和股東利益最大化驅動的發展，轉變為更加重視平衡協調的發展，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

從企業層面來說，企業可以以共享的方式促進社會共同富裕。克勞斯·施瓦布先生提出了另一種經濟方式——利益相關者經濟，即作為企業，不能只考慮股東利益，還要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我們把它稱作共享經濟。企業的所有者、員工、客戶、供應商、金融機構、社區等都屬于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現在西方一些企業認為應該把客戶和員工的利益放在股東之前。

共享企業、共享經濟是大家現在都在思考的事情。20世紀90年代，美國大企業商業圓桌會議提出企業的目的是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并不斷重申這個原則，這個提法對全球（包括中國企業）的影響很大。

但到2019年，美國大企業商業圓桌會議提出，過去的股東利益最大化觀點有偏頗，企業的目的應該是讓社會更美好，企業要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就是共享企業的概念。

西方人把持這種理念的企業叫作“覺醒企業”。“覺醒企業”提出了三重底線：第一重是關注環境；第二重是社會責任；第三重是利益相關者。所以對企業來講，這三重底線必須把握好。

今天從全球范圍來講，大家的認識都在深化；對于中國，要從新發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來看我們的企業。我們做企業的目的實際上也是讓社會更美好，如果是這樣看，企業就會發展得更穩健、更和諧、更有質量。

分配機制是共享的保障

記者：您剛才提到西方已提出關注利益相關者的理念和我們倡導的共享理念，但如何讓這種理念落地，比如說機制帶有基礎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能不能打造一種機制使企業家、員工、社會實現共贏，進而促進共同富裕？

宋志平：企業不僅要考慮股東利益，也要考慮員工的利益。我們常講企業要建立內部機制，內部機制就是使企業效益和員工利益之間成為正相關關系。

企業如果有這種關系就有機制，沒有這種關系則沒有機制。華為是全員持股企業，任正非先生目前在公司只有0.81%的股權，他能把華為做得這么好當然和他的企業家精神有關，但華為這種“財散人聚”機制也起了很大作用。

從地方國企來看，山東萬華有兩個機制：一個是科技分紅，就是如果科技人員創造了新技術和新產品，則從其所得的利潤中提出15%給創新者分紅，一分就是5年，這極大地激勵了科技人員。

所以萬華的技術創新做得很好，萬華研發大樓通宵燈火輝煌是常態，很多化工新產品萬華都能研制出來，而且附加值比較高。另一個是讓員工持股，員工持股占20%，煙臺國資委持股21.6%，其他持股者為散戶。這件事他們也做得很好。

海康威視在共享方面是央企中做得很好的。他們推行員工持股，最早是讓員工按15%的比例持股，公司上市后，又做了4次限制性股票分給員工，而且其下屬新投資公司都推行了員工跟投。

記者：企業在共享過程中如何保障所有者的利益？

宋志平：有的企業家對把錢分給員工的提法感到迷惑不解，認為這樣做是把企業所有者的錢都分給大家了，這是一種誤解。因為有了好的分配機制，企業的創新能力、企業的活力都會增強，進而促使企業取得更好的發展，企業所有者的利益也會得到更大的保障。

所以，這個機制看起來是讓企業分蛋糕，實際上有了這個機制，蛋糕就能迅速做大，這樣一來，每個人包括企業所有者都會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中分得更多的蛋糕。所以我們講的共享機制并不只是對員工有好處，對企業所有者也很有益處，可謂“你分得多，我就會分得更多”。

總之，這是一個多贏共贏的局面。我們去看凡是有好機制的企業，都做得很好，或者說今天做得好的企業一定都有好的機制。

沒有好機制的企業是難以做下去的，民企和國企在這個問題上完全相同。民企有好機制的天然基因，但并不是每一個企業的所有者都開明，都能想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考慮利益相關者利益，實際上也是企業自身的需求，企業自身要發展，一定要處理好利益關系，而不是單純追求所有者至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企業需要覺醒，西方人將之稱為“覺醒企業”，我用的是更易理解的一個詞匯——共享企業。

我們所講的共享經濟、共享企業，西方人分別稱之為利益相關者經濟、覺醒企業，如果以中國的語境來說，實際上都可以放到共享這個范疇里，這更便于大家理解。

壯大中產群體重在初次分配

記者：有學者說華為這種分配機制是集體所有制經濟，這也是一種說法。當然，您用共享企業來概括這類企業是一種更精準的表述。除了共享企業外，您還提出了共享型企業家的概念，如何看待共享型企業家？

宋志平：德魯克先生說，企業家是創新并創造了財富的人。只搞創新卻不能取得商業成功不能叫企業家，創新并創造了財富才能叫企業家。但關鍵是擁有這些財富后該怎么辦？這考驗著我們每一位企業家。

我們希望企業家能夠正確對待這些財富。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時，對企業家精神進行了新的詮釋。習近平總書記希望企業家在愛國、創新、誠信、社會責任和國際視野方面努力，這實際上是他對當代中國企業家的要求。

他第一個講的是愛國，習近平總書記說企業營銷無國界，但企業家有祖國。所以企業家是否熱愛我們的國家非常重要，這是根本的事情。然后是創新和誠信，這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后面提到了社會責任，就是期望我們企業家多回報社會、多承擔社會責任，這樣才能贏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要學習張謇，張謇是清末民初具備現代精神的一位中國企業家，他做了20多家企業，建了300多所學校，是我們大家的楷模。

從這一點看，我們的企業家應該有更大的情懷和格局，就是古人講的“達則兼濟天下”。目前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好的企業家有曹德旺，過去他在公益慈善方面累計捐贈了100多億元，最近又捐100億元建一所應用技術大學，這也叫第三次分配。

最近，寧德時代捐贈10多億元給上海交大；中公教育集團李永新也曾給北大捐贈了10億元。當然，我們提出讓企業家做公益慈善不是搞道德綁架，不是要求企業家一定要做捐贈，而是說盡社會責任是我們企業家的一種情懷。

大家有了財富后，能夠回報社會、多盡社會責任，社會就會給予我們更大的認可、更多的尊重，同時緩解收入兩極分化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

三一集團提出了“讓所有員工過上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的理念，讓員工在積極為企業創造財富的同時實現共同富裕。

企業家做公益慈善，對個人、對大家都有益處，也有利于構建一個比較平和的社會，企業家應該有這種情懷。當然企業家在做企業的過程中，納了稅并安置了員工就業，這本身已是很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企業家再拿出一部分創造的財富參與第三次分配、盡一些社會責任，會讓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為什么我會提出做共享型企業家的倡議，就是希望企業家成為有共享情懷和理念的企業家。

其實這個世界并非只有中國企業家做公益慈善，美國企業家在做公益慈善方面力度是很大的。這些年我們的企業家已成長起來了，正在進入這樣一個階段，所以此時提出共同富裕、提出共享，對我們企業家是一個方向指引。大家應該積極正面地看待這個事情，讓更多的企業家成為有愛心、有情懷的人。

總之，為社會創造財富，讓社會更美好也應成為企業家的目的。從我們的政策來講，剛改革開放時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先富幫后富，這是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先富起來的企業家也應該去幫助后富者，這個好像沒有問題，大家都能夠理解。

當然，我們還主張企業家在初次分配中構建一種共享機制，帶領員工走共同富裕之路，以助力社會形成“橄欖型”收入結構，壯大中產群體。中產群體應該在“初次分配”中產生。企業家在初次分配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構建一種讓大家多勞多得的機制，讓所有干部員工都能在這個共享平臺上通過創造財富富起來。

我以前講過，我們要做有品格的企業，當時我讀了美國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寫的《城市的品格》一書，就寫了一篇文章叫《企業的品格》，提出要做有品格的企業。

有品格的企業，第一要保護環境；第二要與員工共同成長，造福于員工；第三要多做公益事業，關心和幫助弱勢群體；第四要做世界公民。無論我們到世界哪個地方，比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要把好的文化帶去，給當地做貢獻，為當地人民做好事，與當地人民和睦相處。

我們做企業，應該做有品格的企業；做企業家，則應做有情懷的企業家。中國古老燦爛的文化中是有這些基因的，因為我們主張大同世界，也主張“達則兼濟天下”，這些基因是中華民族的傳統人文思想。企業家不要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應該是精于創造財富，并用創造的財富回報社會的人。

商界共享機制古已有之

記者：企業家致力于共同富裕需要有相應的實力，企業如何打造這種實力？

宋志平：任何企業都是慢慢成長起來的，我們也不能把這種成長和做公益對立起來。

帶領企業成長，是企業家的本領。如果我們用共享理念來做企業，就會創造一個非常和諧的社會環境，員工就有了積極性。員工有激情有創造力，企業就有了競爭力，能夠穩健地發展，企業自然就有了實力，包括回饋社會的實力，這是一個正循環。

大多數企業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事實上我剛才舉的幾個例子，無論是華為、萬華還是海康威視都印證了這一點，他們的員工富裕了，企業也發展得很好。

宋志平認為，古人提出的“達則兼濟天下”是中華民族的傳統人文思想。

這種共享理念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清代的晉商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們當時設計了銀股和身股，持銀股的是東家，就是金融投資者；身股的持有者是管理層和員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人力資本。

年底分紅時，銀股、身股各分50%。身股的50%中，掌柜的和賬房先生分25%，伙計也就是員工們分25%。這種分配機制使得當時整個山西涌現了很多發展得非常好且有名的晉商，比如平遙票號等，即使在今天看來這個分配機制都非常先進。

企業家不做“土財主”

記者：有企業家說“賺錢難分錢更難”，換句話說就是分錢分得不好也會帶來問題。

宋志平：任正非經常說，分好錢就能多賺錢。他把分錢和賺錢連在一起了，并不是說把錢分了自己就沒錢了，而是他認為錢分多了、分好了就能賺錢。

這包含兩層意思，一層就是企業家要開明；第二層是僅僅開明還不行，還要會分錢，會科學地分錢。開明不是說我把錢統統分完，讓企業開不了張。企業家處理好企業發展與分配之間的關系，是可以做到的。

我前不久在青島遇到一位做建筑的企業家，他也做得非常好。他持有公司70%的股份，但他從70%的股份中拿出40%的分紅權分給干部和員工。

如果讓干部員工們買這40%的股份，因為資本量太大，大家拿不出那么多錢來投資，于是他個人留下30%分紅，其余40%股權的分紅權分給干部員工，但原始股還是他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大家都有積極性，而不是讓大家都為掌門人干，搞股東至上，這其實有點像我剛才提到的晉商。

其實企業家們都在不同程度地想這個問題，而且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大家不愿做“土財主”，尤其在高科技、新經濟的時代，人力資本非常重要，需要解決好人力資本分配問題，要讓那些優秀的年輕創業者享有股權，不然沒人會給這種企業干。

所以我們會看到，越是新公司對這個問題就會處理得越好。所以未來社會從大的方面來講，會產生一個共享經濟格局；從企業來講，會出現更多的共享企業；從企業家來講，會形成共享型企業家群體，而不再是掉到錢眼里出不來的“土財主”。這代表著我們未來的方向，也是我們覺醒的標志。

當然，企業家的首要任務是創造財富，這是企業家的本份。企業家是創造財富的專家，但也要會分配財富。今天我們的問題是要會分配財富，要讓大家共享，當然企業家自己也“享”，不是說企業家不“享”都讓別人去“享”，實際上也不是這樣。

2018年，我跟任正非探討機制問題時提到了共享，他說老宋你講的共享就是分享，就是大家都來分享財富。共享倒也不是我的發明，中國企業家已開始大規模進行這種分享了。

我做了40年企業，經常跟大家講管理的真諦就是調動員工積極性，如果誰能找到調動員工積極性的方法，就找到了管理的真諦。管理并不復雜，當年我剛當北新建材廠長時，幾千員工發不出工資。當時國有機制比較落后，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和不干一個樣，所以員工很冷漠。

我就問大家：你們怎樣才會有干勁？他們說：“宋廠長我們好多年沒分過房子、漲過工資了。”后來我在工廠掛兩個氣球飄帶，一個寫著“工資年年漲”，另一個寫著“房子年年蓋”。之后員工的積極性調動了起來，我也兌現了“飄帶”上的承諾。

我在那里當過10年廠長，這家企業從極度困難到上市，發展到今天一直是一家績優的上市公司，就是解決了員工利益和企業效益之間的關系。

這是為什么我經常講機制的原因，這是我自己的體會。我現在作為會長去企業調研，發現哪家企業領導開明、有好的機制，哪家企業干部員工就有干勁、發展得就好。這是一個正循環，所以我經常給企業家們講這個邏輯和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