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國內宏觀環境出現一些超預期變化，進一步加大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近期可能遭遇超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可能堪比1998-1999年那樣嚴峻的挑戰，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王永利（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國銀行原副行長）

今年以來，新冠疫情傳播迅猛、俄烏沖突影響加深、中美宏觀政策分化，到3月份經濟金融數據顯示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甚至超出預期，近期可能遭遇超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可能堪比1998-1999年那樣嚴峻的挑戰，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切實加強宏觀政策維穩力度，認真做好應對重大沖擊的政策預案，而且要加快推動宏觀政策重心轉變，切實加大消費端維穩促長的力度。

宏觀環境變化給經濟運行帶來更大沖擊

今年以來，國際國內宏觀環境出現一些超預期變化，進一步加大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其中，需要特別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疊加沖擊：

一、新冠疫情快速蔓延

今年以來，新冠疫情在我國出現快速蔓延態勢，特別是經濟中心上海成為重災區，對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巨大沖擊。到2021年底，我國新冠病毒累計確診病例剛剛突破10萬例，到2022年3月10日剛剛突破11.2萬例，但到2022年4月10日，已達到38.8萬例，4月16日已達到52萬例，其傳播速度遠超2020年。這對于已經連續2年高強度抗擊疫情，很多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已經巨大，一些行業和企業資源和潛力嚴重消耗的中國而言，疫情大規模蔓延帶來的沖擊需要高度警惕，特別是在美國等海外國家已經放開因疫情采取的社會管制，經濟社會運行得到很大修復情況下，將對中國抗擊疫情和經濟表現帶來更大壓力。

二、俄烏沖突影響深遠

2月24日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后，美歐等發達國家很快就聯合宣布凍結俄羅斯在這些國家的官方儲備資產，并將選定的俄銀行從SWIFT剔除。隨后美國不斷加大對俄制裁力度，切斷對俄正常貿易關系，加大對烏援助力度，并拉動更多國家參與到對俄制裁行列，使俄羅斯遭受全世界力度空前的全面制裁。俄烏沖突已經上升到美俄兩個核大國直接的全面對抗并不斷升級，不僅對俄烏乃至歐洲產生直接的巨大影響，而且推動世界分化分裂和尖銳對抗，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國際貨幣體系遭受巨大沖擊甚至可能進入重構狀態，可能引發嚴重的糧食危機和全球經濟深度滯漲，給世界和平發展帶來巨大威脅，其影響廣泛而深遠。

中國作為至今尚未被深入卷入美俄對抗又與各方存在密切經濟往來關系的大國，具有協調各方、勸和促談、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極其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力，但也面臨在對抗雙方如何取舍非常尖銳而敏感的選擇，面臨著美國及其盟友的高度施壓和可能的嚴厲制裁、徹底脫鉤的威脅，對中國的外部環境與開放發展都將產生深刻而嚴峻的影響。

三、中美宏觀政策加快分化

美國自2020年3月開始大幅降息至接近零利率，并推出無上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政府大規模擴大債務并實施社會救助之后，保持了經濟金融和社會就業的總體穩定，到2021年下半年之后，隨著新冠疫情管制的放松和經濟活動的恢復，加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阻、地緣沖突加劇等因素影響，美國及更多國家通貨膨脹率加快上升，迫使美聯儲從2022年3月份開始實施加息縮表，且力度呈現出加大態勢。

與美國不同，中國在疫情爆發后，動用舉國之力，實施嚴格管控、動態清零措施，在2020年率先取得抗擊疫情決定性勝利，經濟社會運行得到很大恢復，成為當年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進出口高速度增長，對世界經濟做出巨大貢獻。但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反彈和國內投資與消費需求不振等因素的影響，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增強，經濟增速大幅下滑，迫使國家不斷加大刺激力度，包括推出普遍性降息降準、結構性貨幣政策，政府擴大發債和開支等。由此，中美兩國同期限國債收益率差距不斷收窄，近期甚至出現倒掛，引發對人民幣匯率可能貶值以及外資加快撤離中國的擔憂。

一季度經濟金融數據揭示潛在風險

2022年3月，制造業PMI為49.5，比上月下降0.7個基本點，同比下降4.62%；非制造業PMI為48.4，比上月下降3.2個基本點，同比下降14.03%；3月份CPI同比上漲1.5%，漲幅比上月擴大0.6個百分點，環比持平；PPI同比上漲8.3%，環比上漲1.1%，環比連續3個月上漲；3月份出口增長超過10%，但增速環比下降，而且出口價漲量跌；進口出現小幅下跌，若扣除價格因素，進口下滑更加明顯；俄烏沖突爆發后，我國進出口增長壓力持續加大，出口企業經營困難明顯增強。一季度GDP增長水平尚未披露，但社會預期普遍較低，消費增長更加乏力。

3月末社會融資總量為325.64萬億元，同比增長10.6%，增速比上月提高0.4個百分點。其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余額為199.85萬億元，同比增長11.3%；對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余額為2.33萬億元，同比增長0.7%；委托貸款余額為10.93萬億元，同比下降1%；信托貸款余額為4.18萬億元，同比下降30.5%；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余額為3.08萬億元，同比下降19.5%；企業債券余額為31.06萬億元，同比增長10.2%；政府債券余額為54.65萬億元，同比增長17%；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余額為9.76萬億元，同比增長14.9%。

3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249.77萬億元，同比增長9.7%，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個和0.3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64.51萬億元，同比增長4.7%，增速與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2.4個百分點。

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8.34萬億元，同比多增6636億元。分部門看，住戶貸款增加1.26萬億元，比上年同期新增額相比少了1.3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943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1.07萬億元；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7.08萬億元，比上年同期新增額多了1.73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2.23萬億元（同比增加1.03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3.95萬億元（同比減少0.52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8027億元（同比增加1.28萬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減少81億元。3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3.13萬億元，同比多增3951億元。一季度外幣貸款增加305億美元，同比少增190億美元。3月末，外幣貸款減少125億美元（同比多減143億美元），外幣貸款余額9432億美元，同比增長2.9%。

從上述經濟金融數據看，3月份制造業和非制造業PMI均下滑至50%的枯榮線以下，服務業PMI下滑更大。CPI與PPI的剪刀差盡管連續5個月收縮，但PPI已連續3個月環比上升，考慮到俄烏沖突后，大宗商品價格可能高居不下，接下來PPI可能繼續走高，將對中下游企業產生更大經營壓力。

3月份社融增速和M2增速均有所反彈，貨幣總量寬松取得成效；一年期和五年期LPR分別下降十個基點和五個基點，2022年3月新發放的企業貸款利率比上年12月低8個基點，企業綜合融資成本有所降低。但從結構上看，隱患依然突出：住戶人民幣貸款新增額比上年同期少了1.3萬億元，貸款意愿并不旺盛；企事業單位人民幣貸款同比新增額盡管增加了1.73萬億元，但主要是短期貸款與票據融資同比多增2.31萬億元，而中長期貸款同比少增了0.52萬億元；社會融資總量同比增速提高，但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同比均出現下降，企業債券、政府債券、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同比出現較大上升，而能夠發行債券和股票的企業并不多，反映出企業融資存在兩極分化，一般性企業融資，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融資并不容易。

如果新冠疫情迅猛傳播、俄烏沖突不斷升級、中美宏觀政策出現很大反差等重大因素相互疊加帶來的沖擊得不到扭轉，我國經濟社會運行將面臨更大不確定性，甚至可能超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引發經濟出現大幅下滑和嚴重滯漲的風險，其挑戰可能堪比1998-1999年在前期經濟過熱、金融混亂之后爆發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警惕并做好應對重大沖擊的政策準備。

全力應對沖擊并著重推動消費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除1998-1999年出現嚴重滯漲和金融混亂、2008-2009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外，中國實際上并沒有經歷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洗禮，所以，我們在應對經濟金融危機方面依然缺乏經驗。

1998-1999年面對嚴重的經濟滯漲和金融混亂，國家一方面開展嚴厲的金融整治，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將國有金融機構人事組織權從地方黨政剝離上收，實施一體化垂直管理，并撤銷人民銀行省級分行，改按大區設立分行；財政發行2700億元專項國債，補充四大國有銀行資本金；財政面向央行和國有銀行發行專項債券，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口剝離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1999年末我國M2余額為11.76萬億元，由此可見當時銀行不良資產狀況有多么嚴重）；推動金融機構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對證券、基金、信托、租賃、期貨等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大量關停并轉；清理“三角債”，整頓結算紀律，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關停并轉等。另一方面積極尋求新的增長點，全面深化住房、教育、醫療體制改革，依托其巨大的需求潛力，引入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推動其作為產業加快發展，推動中國經濟在2000年明顯止跌回升。而恰恰從2000年3月開始，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大幅下跌，網絡泡沫隨后破裂，美國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熄火，全球經濟急需尋找新的增長點。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為中國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創造了極其難得的條件。中國入世后，大量國際資本和產能涌入，進出口高速增長，國家外匯儲備快速擴張，推動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后，國家很快調整前期嚴厲的宏觀控制策略，迅速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成為主要經濟體中率先止跌回升的國家，為世界經濟穩定做出巨大貢獻，隨即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大幅增強，盡管也由此遺留了很大問題，影響到后期的經濟增長，但總體上應該是利大于弊，是值得認真總結借鑒的。

國際上，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歷了多次經濟周期和危機洗禮，積累了更加豐富的應對經驗。其中，美國總結了“大蕭條”和2007年次貸危機應對遲緩釀成更大危害的教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2020年遭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后，毫不遲疑，大幅降息至零利率后，繼續實施無上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政府擴大負債并大量開展社會救助等，總體保證了經濟金融和社會穩定，盡管其中也會引發很大新的問題，但仍值得認真審視和有效借鑒，做好應對新的重大沖擊的思想和政策準備。

當然，經歷2000年以來10多年高速發展之后，現在中國更多的面臨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考驗，大環境與1998-1999年乃至2008-2009年存在根本性不同，如果宏觀政策上仍是繼續原來政府和國企擴大基建、刺激房地產發展的老路，不僅見效慢，而且即使短時間內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卻可能因缺乏有效需求而給經濟社會留下更大后遺癥，必須認真總結2020年為應對新冠疫情推出的行之有效的宏觀政策，堅定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強財政與貨幣政策配合，優先從促進消費增長端發力，抓緊把已出臺的特困行業紓困政策落實到位，鼓勵地方加大幫扶力度，穩住更多消費服務市場主體，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作用，以有效需求帶動投資和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支撐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在促進消費增長方面，要緊緊圍繞人們吃飯、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消費相關的重點領域，主要面向潛力巨大的社會底層群體進行政策傾斜，相應抑制過度消費或浪費以及由此而帶動的價格虛高。具體可考慮以下方向性重點（具體方案仍需相關部門細化和完善）：

在住房方面，仍應加快推出房產稅，在設置合理的免稅區，確保人們的基本住房需求基礎上，實施累進稅率制，抑制占用過多的住房面積，特別是空置過多住房，影響住房供應和價格虛高。同時，積極鼓勵人們租房，在推動住房租售同權的基礎上，給予租房人每人一定金額的補貼。

在教育方面，加快推出和落實對人口從出生到高中義務教育階段的補貼，推動其加強體育鍛煉，同時控制各種校外培訓輔導，切實減輕家庭教育開支壓力。

在醫療方面，進一步深化藥品和醫用耗材的國家集中采購改革，嚴格控制醫院和醫生在藥品使用上獲得不當利益；加強對醫院開展各種全面或專項體檢的基本規范和收費標準的制定與監督，嚴厲打擊虛假體檢行為；對各類需要手術治療的病例，制定其基本檢查項目與收費標準，加大實際病例處理與收費項目的抽查與濫檢查多收費問題的處罰。

在吃飯等日常消費方面，加大政府對因疫情被隔離人員本人及所在單位的補貼；可以考慮對所有居住者，包括外地來人，通過手機、身份證號碼等自主申報，由政府指定機構審核后按月發放一定金額規定期限的通用消費券（優先通過數字人民幣發放），限期消費、過期無效。商家收到的消費券可及時與政府結算變現。由此提高政府補貼消費的精準度和有效性。

在宏觀政策上，要做好大規模經濟刺激與金融救市、社會救助的準備，不能機械地理解和堅決“不搞大水漫灌”，關鍵時刻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能畏首畏尾猶豫不決貽誤戰機。財政要做好加大企業和個人救助力度的預案，包括相應擴大債券發行、提高財政赤字率、推行社保減免、加大養老扶持等。央行要做好進一步降準降息的預案，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實施力度，必要時，央行可以實施零利率及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更多地釋放流動性，大幅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受疫情嚴重影響行業和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的支持力度。要明白，在遭遇經濟金融危機時，政府干預不到位、宏觀政策不作為，不能及時加以遏制，可能引發更大危害；擴大貨幣總量、壓低貨幣幣值、擴大社會救助，本身就是實現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從貨幣資產所有者向擴大負債進行投資和消費的人群以及低收入者階層轉移）、維護經濟社會穩定最廣泛且阻力最小的方式，運用得當利大于弊。2020年以來美國宏觀政策運用實踐值得我們冷靜觀察和有效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