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來的環境危機和資源短缺，節能減排已成為席卷全球的新浪潮。新興國家，諸如印度、中國和巴西等如此，即便是像挪威、盧森堡、德國等這樣的發達國家同樣也緊鑼密鼓，力求在這輪低碳經濟的競爭中占據有利地形。

　　8月底，筆者與來自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國新聞社和中國環境報等單位記者組成的“歐洲環保之窗”電視片聯合采訪組，用四周時間先后走訪了歐洲9國，這些國家優美的環境固然令人艷羨，但它們開發可再生能源心情之急迫，實施節能減排效果之顯著，給筆者留下的印象更為深刻。

　　在盧森堡，安賽樂米塔爾集團所屬普萊莫瑞克公司（PRIMOREC SA），將集團四家鋼鐵廠產生的廢渣、粉塵集中處置，不僅實現污染物質的零排放，避免損害公眾健康和污染環境，而且利用獨家專有技術從中提煉出生鐵和高含量的鋅份，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贏。

　　在挪威，BV生物柴油公司利用菜籽油生產低燃點生物柴油，2007年產量10萬噸，明年初增產到22萬噸，其產品不僅供應傳統的石化加油站，而且在全球范圍率先建立起獨立于石油公司運營的加油站，為顧客提供純度為百分百的生物柴油，政府則以免收其所得稅的方式予以財政支持。

　　以上兩個案例，一個是點“石”成“金”、變害為利，一個是開發低碳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其成功的背后無不顯現政府支持節能減排，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堅定不移的身影。正是因為政府制訂了嚴格的環境法律和污染物排放標準，才確保煉鋼廢氣、廢渣和粉塵既不允許向空中排放也不能任意傾倒。而另一方面，政府出臺的一系列鼓勵資源再生利用和循環經濟發展的法規，讓企業找到了“環保”的理由和動力。政府的這一堵和一疏，完美體現了政府在節能減排中的特定作用。

　　也是在挪威，政府與企業、研究機構和環保團體聯手，于2003年啟動了連接首都奧斯陸到西海岸港口城市卑爾根全長580公里的“氫高速公路”項目。它們計劃用6年時間在高速公路沿線建設7個氫氣加氣站，氣源就近用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水電等清潔能源來提供，目前已有兩個加氫站投入運行。挪威的氫高速的下一個目標是在北歐建設氫高速公路網絡。當其它國家還沉浸在是否發展氫經濟的爭論中時，挪威以應對氣候變化和尋找可再生能源為契機，帶動和整合各種高新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推動政府環境政策和制度創新，增強本國的競爭力，極具戰略意義，堪稱21世紀的阿波羅登月工程。

　　在德國，從1991年起歷時8年，耗資6億馬克，在聯邦議會大廈屋頂安裝了3600平方米的光伏發電裝置，設計建造了議會議事大廳自然采光系統和地熱通風聯合發電及熱回收系統，使議會大廈能耗和運轉費用大大降低，整個大廈設備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從7000噸最低可減少到400噸，從而使這座有100多年歷史的老建筑成為德國最“綠”的建筑之一。議會大廈的歷史價值與其自然巧妙的生態設計相疊加，使其成為與科隆大教堂和新天鵝堡齊名的德國三大觀光景點，更是一個環境教育的大課堂和節能減排的示范基地，每日有近萬名游客能親身體驗綠色節能建筑的神奇。

　　如果說前面的兩個案例說明的是政府應站在戰略的高度，通過其獨有的立法和行政職能來規范社會發展，建立引導人類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坐標體系和路線圖的話，那么后面的兩個案例則告訴我們，政府還應在日常辦公中，推行綠色采購，帶頭節能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用實際行動做節能減排的先鋒。

　　總之，政府應做可持續發展思想與實踐的倡導者和先行者，率先走向綠色生態文明。若政府自身做不到節能減排，又何以教育和推動工商企業和社會大眾去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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