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GDP能耗降低20%，是作為一項最重要的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一五”規劃的。顯然，這是一項硬指標，必須實現，但是降耗之路在哪兒，尚未找準。于是，探尋降耗路徑，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和各地千方百計破解的難點。

　　在一個有關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會議上，上海節能監察中心主任陳汝媚表達了這種求索的困惑：“十五”期間，上海萬元GDP能耗下降了16.5%，在此基礎上要再降20%，難度可想而知。今年上海定下了萬元GDP下降4.4%的目標，但如何實現這個目標，還沒有找到強有力的抓手。她說，今年上海推出了“十大節能工程”，預計可節約或少用300萬噸標準煤，只占上海節能目標的10%，如果再加上增強節能意識、增強節能的制度性因素，頂多也只能占到20%，由此看來，不找到一條跨越式的降耗之路，目標肯定無法實現。 

　　陳汝媚說的情況有代表性。有專家如此解惑：從發達國家能源消耗的歷史軌道來看，隨著一國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在工業化的初中期，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將快速增加；當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特別是進入工業化中后期，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將迅速降低，整個過程是一個開口向下的拋物線，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庫茲尼茨曲線”。專家認為，這就是能源消耗的路徑依賴。現在我們面臨的難題是，要找到一條新的道路，跨過拋物線的頂端，擺脫拋物線向上攀升那段曲線，改變這種被發達國家證明了的能源消耗的路徑依賴。

　　可這條路在哪兒？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分析清楚影響能耗的主要因素。一般來講，一個國家的能耗受能源消費結構、能源生產技術、能源制度三大因素影響。

　　長期以來，能源消費結構主導著我國能耗。有數據顯示，1980年到2000年，結構對能耗降低的貢獻率為70%。2001年到2005年，由于快速重型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消費結構快速升級，能耗的主導因素發生逆轉，結構的貢獻銳降為負數，讓人無法輕松的是，能源消費結構的三個變化均呈現出剛性特征。這種現實告訴我們，在現階段，結構主導降耗的模式已經不易復制。

　　制度呢？眾所周知，制度雖然是可變的，但是制度變革受制于諸多因素，多少呈現出一些剛性特征，因而把降耗的希望寄托于制度因素顯然是不現實的。 

　　 那么，技術就必須擔綱。不少專家認為，只有技術創新，或者只有在制度變革的基礎上依靠技術突破，我國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走出一種跨越式的降耗之路。

　　是不是真的存在著一條技術道路？ 

　　答案是肯定的。從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工業能耗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逐年降低，并持續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這種現象恰好證明了這條技術道路的存在。比如，美國工業能耗在其能源消費結構中只占1/3，建筑能耗占38.9%，交通占27.8%。

　　從我國的現實來看，也存在著這樣一條技術道路。首先，我國工業能耗的比重過大，有數據顯示，我國工業能耗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比重高達73%，要降低這個比重，就必須依賴產業結構升級，而產業升級的動力則是技術突破。 

　　 其次，我國技術降耗的空間巨大。

　　有數據顯示，我國綜合能源效率僅為36%，是世界上單位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鋼鐵、有色、電力、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大高耗能行業單位產品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都高出很多，其中火電煤耗高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12.4%，水泥綜合能耗高41%，乙烯綜合能耗高31%。扭轉這種狀況，最重要也是最現實的途徑就是技術進步。

　　第三，中國經濟正處在平穩快速增長期，投資十分強勁，只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政策，充分鼓勵先進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就可以越過那低級的、低效率的和污染大的項目。

　　第四，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這些技術包括潔凈煤技術、清潔生產技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