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面對著我國既要經濟“翻兩番”實現現代化、又要保護賴以生存發展的生態系統兩者之間的尖銳矛盾，選擇什么樣的策略，采取什么樣的行動，去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的戰略目標，一直是擺在我國眼前的重大前途問題。事實表明，繼續沿襲倍統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壓縮式地模仿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這不僅在當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已難以為繼，更重要的是以透支地球資源、依靠破壞環境為代價的傳統經濟增長與發展模式從根本上是錯誤和不可持續的。 當前，伴隨著以新型工業化推進經濟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我國重委戰略任務的實施進程，以循環經濟探索我國變革傳統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模式。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熱潮正在蓬勃興起。遼寧成為了第一個循環經濟試點省，貴陽成為了第一個循環經濟試點市，一批生態工業園區正在建設……。循環經濟迅速搶灘著我國熱火朝天的經濟社會建設的主戰場。

　　循環經濟，它是從人類社會作為生態系統的子系統、資源環境是支撐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這一根本認識出發，為減小人類社會對生態系統的沖擊壓力，實現人類子系統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相容，依據資源-生產/消費-再生資源的物質代謝模式，所建立的一種既具有自身內部的物質循環反饋機制、又能合理融入生態大系統物質循環過程中的經濟發展體系形態。它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經濟發展活動。

　　將人類社會長期依賴的資源-生產/消費-廢物線性模式轉向循環模式，根本問題是針對支配線性物質代謝系統中的基本變量，即傳統的生產/消費方式實施轉變。它要求將資源環境作為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涵要素，采取改進生態效率或資源環境生產力的方式，以盡可能小的物質代謝總量和強度，實現經濟系統的產出增加與效益的提高。這種轉變，是一種向著融入資源環境因素、改進經濟發展生態質態的轉變，是一種向著不僅包括提高經濟質量效益、而且還包括獲取資源環境效益的綜合效益型經濟的轉變。發展循環經濟，正是協調統一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大系統相互關系，促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佳途徑，它對有效推動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作用與深遠意義。在以新型工業化推進我國經濟建設的進程中，以產業結構重組轉型為基礎的產業系統生態化，以及圍繞綠色市場建立進行制度創新，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兩項基本任務。 我國正處于以重化工為特征加速進行工業化建設的歷史階段，推動以產品（包括服務）及其技術體系為基礎的產業系統實施產業結構重組轉型，調控產業系統的物質代謝過程，促進傳統產業系統向著生態產業系統演進，是循環經濟建設的核心內容。這主要包括：

　　——在各產業、特別是工業系統中，（1）按照從產品的原材料獲取加工、生產制造、運輸流通、使用維修值至產品廢棄后的處理處置整個生命周期過程資源消耗與環境影響最小的原則，進行產品生態設計開發，改善產品生態性能，不斷促進產品結構的綠色升級換代。推動非物質化為特征的生產經營，促進以功能服務對物質產品的替代或部分替代。（2）依托技術
體系的整體創新與技術結構的“綠色”升級，通過資源開采提煉過程的綜合開發利用、生產/服務過程中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產生的源削減、以及各類活動過程內部的廢物循環回用等，推行生產/服務活動過程的清潔生產。產業生態化，是從生命周期全過程上減少產品及其生產/服務活動對資源環境壓力風險的根本途徑，對有效扭轉產業系統乃至整個經濟體系高消耗、低產出、高排放的結構質態具有決定性作用。

　　——大力培育廢物資源化與無害化的“分解者”，促進廢物的增值。系統建立、有機整合不同部門或同一部門的不同行業、企業間的共生互補、耦合鏈接關系，創建新的廢物資源化部門（包括回收分類、拆解。再生利用以及廢物信息系統），在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前提下科學合理地推行廢物再生、綜合利用，提高生產系統與社會消費廢物的循環利用率。

 　　——從需求側推進各種消費者（包括政府）的消費模式（消費觀念、需求結構、活動行為）轉變，大力營造產業供應鏈中的綠色消費機制。為產業生態化與循環社會建設提供綠色的需求動力。

　　——結合城市化進程發展區域循環經濟。推動產業活動的空間整合，實施園區企業的共生組織，推動循環經濟型生態城市/區域系統建設；統籌規劃產業系統的規模、布局和結構與區域生態系統的相互作用，促進區域發展與生態環境間的相互協調；優化區域資源配置，推進區域循環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發揮統一市場在不同區域（特別是跨行政區）間循環經濟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變革傳統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進行循環經濟建設，必然會對促進轉變、建設循環經濟的制度條件提出新的要求。循環經濟建設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就是進行制度創新，構建起支持循環經濟體系形成發展的制度安排與機制條件，這是循環經濟成功建設健康運行的支持保證。

　　循環經濟的制度創新，歸根結底是圍繞市場經濟條件，將生態規律結合到市場體系中，營造“綠色”市場機制，讓市場講出生態學的真理。圍繞綠色市場建設的制度創新，關鍵在于建立一個正確引導資源環境配置的價格信號機制，矯正指揮生產與消費行為或經濟發展的市場“失靈”效應。通過不斷認識探索市場條件下循環經濟體系建設與運行中的規律，構建起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一體化的法律、政策、以及全社會投入參與的體制和機制。當前國內外正努力推動或研究實施的環境稅、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色GDP）、政府綠色采購、產品環境標志、擴展的生產者責任、環境會計、綠色金融乃至滲透到WTO中的綠色貿易規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會程度不同地從各個層次側面推動“綠色”市場的建立，進而催生著循環經濟制度體系的形成。

　　我國是一個正在加速進行社會經濟建設，但同時又是一個生產經營粗放、資源能源利用效率較低、污染產生排放嚴重的國家。不僅面對經濟高速增長中傳統生產領域引發的嚴重資源環境問題，而且面對由于人口增加與生活水平提高而導致的大量社會消費環節的廢物問題，特別地，在當前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產業大轉移過程中，以重化工為特征的傳統制造業正在向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大舉登陸急劇發展，催生著我國成為“世界加工廠”而實際上又形成為“世界垃圾場”。加快我國的循環經濟發展，形勢逼人，時不我待。

　　2002年，我國《清潔生產促進法》正式出臺，這為轉變傳統生產模式吹響了進軍的號角。進一步將清潔生產提升到包括消費環節的循環經濟高度，這種對清潔生產的升華與深化，不僅有助于在經濟發展的層面，推動產業系統的生態化轉型，而且有助于促進在消費領域的循環社會建設。2003年黨的十六大發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號召，并將新型工業化明確表達為“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充分發揮”這樣一種令人振奮的前景。明顯，這一包容資源環境考慮的新型工業化的概念內涵，終于使得在以工業化表征經濟增長發展階段的方式中，為資源環境敲開了扮演經濟增長內生要素的大門，使其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組成。更令人振奮的是，最近，中央又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兩屆國家領導江澤民與朱溶基、胡錦濤與溫家寶多次講話，強調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建立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措施。當前，我國制定的《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戰略規劃》，循環經濟問題已作為我國發展戰略與技術經濟政策研究的重要內容，明確列到了第十項專題中。為了進一步推動我國的循環經濟，國家正在進行《關于加快推進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的文件起草。所有這一切表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科學發展現的具體體現與實踐，正在開始步入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行將沖擊著傳統的生產與消費觀念、行為，深刻影響著我國社會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

　　標準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標準關乎著產品、服務與技術，標準聯結著市場與管理系統，標準滲透到我們社會的方方面面。面對循環經濟在我國的興起，伴隨著循環經濟建設帶來的社會經濟系統的重大變革，標準化工作必須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循環經濟不僅是我國的實踐，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探索。循環經濟需要新型的標準體系，標準化工作也應當為發展以資源生產力為表征的循環經濟提供重要的支撐，為全面建設我國的小康社會、發展循環經濟做出新的貢獻。

原作者：張天柱（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