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十五”相比，“十一五”期間我國的經濟社會形勢將發生較大的變化，宏觀調控也需要相應的進行一些調整。從整體上來看，我國的經濟形勢將基本保持穩定。據預測，在“十一五”期間，我國的GDP平均增速將在8％～9％之間，保持穩定增長；價格總水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在-1％～3％的區間內波動，基本上處于我國價格的合理運行區間之內。因此，“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的整體形勢將保持穩定，不存在明顯的需要拉動經濟增長或平抑物價的壓力。這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但是同時應該看到，“十一五”期間在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也存在很多突出的問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加大。

　　一是改革的難度加大。我國真正的市場經濟可以說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應該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進行了很多領域的改革。但是，不可回避的是，我國改革遵循的是先易后難的方針，原來改革的領域是一些問題比較簡單、容易解決的領域，而現在需要改革的則是非常復雜的關鍵領域，不是單獨一個領域能夠推進的。改革難度的加大為宏觀調控的實施帶來了很多困難。例如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完善問題，涉及社保的體制選擇、資金來源、運用以及儲蓄模式等等。社會保障體制的選擇有可能會對財政產生巨大壓力，而財政政策歷來和貨幣政策是聯系在一起的，社保體制的改革對于宏觀調控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是社會穩定的難度加大。這集中體現在嚴峻的就業形勢和過大的收入差距上。從就業方面來看，我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逐年減弱。GDP增長的就業彈性從1980年～1989年期間的0.323降低到2004年0.1左右。也就是說，目前我國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僅僅拉動就業增長0.1個百分點。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就業彈性大約在0.3～0.4之間。可以說，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是“非就業的經濟增長”。而由于勞動適齡人口的大量增加（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目前正好進入就業年齡），以及城市化帶來的大量農業居民轉化為城市居民和國有、集體企業大量富余人員下崗，“十一五”期間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將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根據一些專家學者的估計，2004年我國的城鎮失業率已經接近10％。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話，在“十一五”期間，這個數值將進一步上升，進而給社會穩定帶來巨大的威脅。從收入差距方面來看，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說”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過渡的長期過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將呈現“先惡化、后改善”的趨勢。從我國的實踐來看，隨著我國工業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收入差距（包括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和個人收入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2004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達到3.2∶1，再考慮城市居民還享有公費醫療、失業保險、住房補貼、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方面的非貨幣收入因素，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可能高達5倍～6倍，是世界最高的。反映居民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56，大大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雖然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采取或強化了一些措施（如減輕農民負擔、逐步取消農業稅、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強收入調節等）抑制收入差距擴大，但成效并不顯著，收入差距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據分析，在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十一五”期間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將難以避免，這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社會穩定應該是任何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標，因此，在“十一五”期間，這二者應該是我國宏觀調控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三是資源瓶頸約束突出，環境污染加重。未來15年，中國將處于工業化高速發展的時期，這一階段將是資源消費高峰。2003年，中國石油、鋁、銅、鎳、鋼鐵、煤炭和水泥的消費分別占到全球消費的7%、19%、20%、21%、25%、30%和50%.中國對鋼鐵的需求超過了美國和日本需求的總和，而中國對銅、鎳、鋅、鐵礦砂和水泥的需求也都超過美國。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礦產占有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水資源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積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量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約1/10、1/20和3/5.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面臨資源壓力將會更大。重化工業和城市化加速發展，對礦產、土地和水資源的需求將進一步擴大，供求缺口日益凸顯。而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又帶來了環境的高污染。據世界銀行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每年僅空氣和水污染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就達8％以上。據中科院專家測算，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GDP的15％。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下，我國自然資源支持體系已經無法持續地發揮有效作用。據專家分析，如果我國要實現2020年GDP翻兩番的經濟發展目標，而又要保持現有的環境質量，資源生產率就必須提高4倍～5倍；如果進一步明顯改善環境質量，資源和生產效率就必須提高8倍～10倍。因此，要想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我國宏觀調控必須解決的問題。

　　由于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并不面臨著很大壓力，而過高的失業率和過大的收入差距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同時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所帶來的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已經成為制約我國今后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十一五”期間我國應該不再以經濟增長（GDP的增長速度）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對象，而應該重點調控失業率水平、收入差距及固定資產投資分行業增長速度、重要商品供求平衡程度、環境污染程度，同時兼顧經濟安全、金融穩定程度等指標。從宏觀調控手段上來講，“十一五”期間，我國一些傳統的調控手段（如一些行政手段）可能會受到制約，但是同時有一些手段（如經濟手段）發揮作用的機制將更加完善。要更好地對上述目標進行調控，就需要對宏觀調節手段和宏觀控制手段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和形式加以進一步的探索和明確，注重二者之間的綜合運用、協調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