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剛在《北京日報》撰文指出，我國的城市總體上已經具有與時代特征和自身發展水平大體相適應的社會保障與供給體系，這從結構上為社會穩定提供了基礎保障。也正是因為處于這個拐點上，我們才有條件思考過去難以顧及的一些問題，特別是城市的分類發展問題，而把握規律和分清責任又是其中的核心命題，它有助于減輕被動和減少盲動，使城市發展回歸理性的軌道。

　　第一，一些城市政府過度充當了經濟角色卻疏忽了社會責任，以致社會問題因積累太多而成為羈絆。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是城市面臨的兩大主題。社會發展著力于生存問題，如就業、住房、環境、交通等，對此政府擔負著主要責任；經濟增長著力于繁榮問題，主要由市場主體承擔。面對經濟增長，政府應該后撤一步，集中精力關注發展環境營造和秩序維護。然而，當前的問題是一些城市政府對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加區分和不看時機，該后撤時沒后撤，該擔當時沒擔當。本是社會矛盾調解者與仲裁者的政府，卻每每因角色混同而使自己成為矛盾的當事者，缺乏中立和難以公正導致事后補償的代價和造成的影響往往得不償失。

　　第二，面對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政府應主要充當“制動”的角色。從城市發展動力的視角看，城市擴張的動力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新興產業發展的需求沖擊。產業的需求規模決定了城市對人口的吸附規模，也決定了城市的空間規模。面對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政府主要充當著“制動”的角色，其主要責任是調整社會關系，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基本服務，進而維護社會穩定發展。在發達國家，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兩個彼此關聯但又彼此區別的過程，工業化的主體是產業，城市化的主體是市民和政府，所以城市化中傳統的政府在對許多問題的處理上角色多處守勢，政府精力始終關注和致力于社會關系的調整與穩定，控制與駕馭市場經濟那股“野馬之力”；只是在城市發展動力不足時才充當補充動力的角色，同時還要把控好退出的時機，防止因退出遲緩而使自己成為社會問題的本身。

　　第三，良好的城市管理質量決定著城市的增長方式，而這一點恰恰被一些熱衷經濟增長的城市政府忽視了。這些城市政府仿佛不直接插手經濟就不是發展經濟，于是招商引資就成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善于“單擊捕鳥”而不善于“筑巢引鳳”成為其一大特點。

　　第四，一些城市的不穩定源自于發展太快。從社會發展的視角看，快是必要的，但如何把握一個度則更為必要。當今不少城市的不穩定源自于發展太快，仿佛每屆城市政府的屆期都意味著城市發展的終結，強烈的使命感將一切問題都送上了快車道，城市在發展中偏離了快慢相間的節奏，減弱了自潔和自我修復的功能；因太快造成的失衡超越了社會的駕馭能力、調節能力和供給能力。在我國，發達城市擔當趕超世界的使命固然精神可嘉，但過快并不能消除發展中出現的所有矛盾；以快求解是一種過于單純的想法，有時也是一相情愿，必要的節奏放緩和及時處理過快引發的社會矛盾才是持續發展的理性選擇。對于欠發達城市而言，分享文明，延續文化，給國家留下一個社會穩定、生態良好和有后發優勢的城市或許是“守土有責”、“造福一方”的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