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保部官員：中國遠未走到“劉易斯拐點”

    “千萬不要說中國勞動力短缺，中國一年新增的上千萬失業大軍就能趕上歐洲一個國家的人口。”昨天，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司長于法鳴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上表示。但是，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在同一場合建議，“不要拿勞動力供大于求這一點來制定實施政策。”

    于法鳴認為，在中國討論“劉易斯拐點”意義不大，中國的就業政策更多強調的是社會穩定，“中國遠遠沒有走到標志著勞動力短缺的"劉易斯拐點".”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勞動力由過剩走向短缺的轉折點——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這一概念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

    于法鳴指出，中國勞動力沒有短缺，人口峰值在2033年預計會達到15億，占世界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勞動力資源可達11億。在他看來，目前中國只在第一產業存在勞動力短缺現象。

    此前，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劉易斯拐點”。曾參加了今年6月溫家寶總理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的蔡昉也持此類觀點。

    此次論壇上，蔡昉作了主題為“中國在劉易斯轉折期間面臨的就業難題”的發言。根據蔡昉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中國普通勞動力已經由“全面過剩”轉向“結構性短缺”，將對工資、物價、消費以及經濟結構和宏觀政策造成全面影響。

    早在2007年，由蔡昉發布的《中國就業增長與結構變化》報告便指出，“中國農村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是剩余的，絕對數大約有1億到1.5億”這個數字并不準確。根據蔡昉的研究，目前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這與剩余比例三分之一的說法差距甚大。

    此外，蔡昉昨天還指出，勞動力市場上呈現了難以理解的現象：勞動力短缺與就業難現象并存，農民工就業易與大學生就業難現象并存，以及整體就業形勢向好與就業困難群體就業難度加大現象并存等。基于此，蔡昉在談及就業政策時表示，建議不要用勞動力供大于求來制定實施政策。

    “經濟結構轉型沒完成，中國未失勞動力優勢”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沿海城市出現用工荒，并且導致以富士康為典型的大型制造企業內遷尋求競爭力。針對這種現象，有專家診斷為中國制造業正遭遇“劉易斯拐點”，剩余勞動力消失將迫使工資上漲，提高工資在收入中的占比。

    復旦大學教授孫立堅昨天直言不諱地表示，他不同意“劉易斯拐點”的提法，并稱沿海城市的用工荒則是暫時的現象，隨著中國城市化建設不斷推進，農村城市化推進吸納的勞動力還是會釋放出來，何況中國目前的經濟轉型還沒有完成。

    眼下的客觀現實是，珠三角制造基地勞動力缺乏，大量的企業產能無法開足，這種狀況迫使企業提高工資或搬遷工廠。

    孫立堅昨天表示，沿海城市用工荒主要是金融危機來臨后，為拉動內需和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啟動一系列的城市建設，包括推進農村的城市化進程，這種政府主導的行為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導致勞動力在家就近而不愿意前往沿海城市打工，“但是這種變化是暫時的，等政府主導這一城市基建告一段落后，這些吸納的勞動力還會重新回到城市尋求工作”，“目前中國的內需仍然在大城市或靠近國外市場的沿海城市，工廠搬到內陸后，如果內陸市場沒有消費能力，那企業將來還會搬回沿海城市，企業會自己核算成本優勢。”

    孫立堅還表示，國外出現“劉易斯拐點”是伴隨著國外經濟結構轉型完成，但是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遠遠沒有完成。“大企業在轉型過程會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會向城市的中小企業流動，中國勞動力仍然會很充足。”

    “有人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會持續到2020年，不過對此我有質疑。”按照孫立堅的判斷，這一時間應該會更長。

    不過與專家分析不同，企業更多是用腳投票，富士康、偉創力、惠普乃至聯想都計劃把工廠前往內陸城市，至少說明企業目前認為沿海城市成本過高。加上內陸城市的引資需求而給予政策紅利，會加速大型企業工廠的內遷。高鐵等交通建設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使內陸產品短時間內可運輸到各沿海主要市場。這種內陸設廠、市場營銷放在沿海等大城市市場一旦模式穩定成熟，也會在各行業有“擊鼓傳花”效應。

    孫立堅稱，內陸基礎實施的完善會加速工廠內遷，但是市場仍會放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市場，內陸城市消費力仍很小，“這種內遷不會使所有內陸城市都有機會，而是某幾個城市集中承接了這種工廠。”他表示，目前這種全國鋪開建設引資設廠要謹慎，企業對工廠選址非常嚴格，只會選擇產業集聚地投資才會有成本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