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都一年了，單位也沒簽合同

    “用工都有一年時間了，單位怎么還不和我簽勞動合同呢？”去年12月，小黃一直憂心忡忡。原來，小黃自2009年1月來揚，進入我市一家電子企業從事倉庫保管工作。工作前，企業曾向小黃承諾過，只要過了試用期，就與他簽合同。可眼見一年就要過去了，企業卻絲毫沒有簽合同的意思。

    就在納悶的時候，企業一位人事主管告訴小黃，根據公司決定，公司將繼續聘用小黃。不過，由于崗位調動，小黃將從保管倉庫崗位調到生產車間去工作。得知這個消息后，小黃認為自己沒過錯，便在12月31日與單位終止了勞動關系。

    為討說法，他把企業告到仲裁委

    后來，一個老鄉告訴小黃，企業不簽書面勞動合同要另外再支付一倍工資，小黃便找到企業負責人提出了賠償要求，可企業負責人卻稱：“賠償一毛錢沒有，有種你就找勞動仲裁委去告。”

    “不賠也就算了，還出言傷人。”面對企業咄咄逼人的態度，小黃越想越郁悶，為給自己討公道，他把單位告到市勞動仲裁委，到那，小黃經過查詢才發現，企業非但沒和他簽勞動合同，就連國家規定企業必須為員工繳納的“四險一金”，一樣都沒繳。

    隨后，市勞動仲裁委就小黃的投訴進行了調查。而對市勞動仲裁委的調查，單位卻出示了一份企業間員工互相借用的委托人力資源協議。單位認為，根據協議，小黃在進他們公司工作前，一直在外地一家企業就職。去年，自我市發生用工荒后，揚州企業通過委托方式，向外地企業借用了一批員工。因此，小黃與單位只存在借用關系，不存在用工關系。據此，市勞動仲裁委裁定小黃只能向出借單位討要賠償，而不是勞動發生地的揚州企業。

    不服裁定，員工與企業對簿公堂

    小黃說，進入揚州工作前，他已與外地企業解除勞動合同。這就是說，市勞動仲裁委裁定小黃只能向外地出借單位討要賠償的結果，十分荒唐。小黃認為，他在揚州企業打工，勞動關系也發生在揚州。這與此前在外地打工沒有必然關系。何況，誰也無法保證企業出具的委托人力資源協議是真實的。

    勞動有糾紛，首先通過仲裁委裁定之后，才能上訴打官司。了解勞動官司的流程后，小黃以不服勞動仲裁委的裁定為由，把所在單位告上法庭，并請求法庭支持他的賠償要求。

    兩次較量，企業主動承擔“借用”賠償責任

    法院受理該案后，先后進行了兩次公開審理。一審時，揚州用工單位的法律顧問和行政人員都認為，企業和小黃只存在借用關系，而出借小黃的單位為外地一家企業。法庭經調查發現，出借小黃的外地企業，與揚州本地企業實為同一個法人。法官認為：無論是外地企業還是揚州企業，肯定要有一方站出來賠償小黃。

    經了解，小黃與外地企業解除合同后，外地企業就停繳了他的“四險一金”。于是，揚州用工企業再次向法庭舉證，小黃之所以“四險一金”全無，是因為他主動與外地企業解除了合同。因此，索賠主體不是揚州借用企業。

    為幫小黃盡快拿到賠償，法庭建議小黃將外地出借企業一起追加為被告。按照法官的指點，小黃將外地出借勞動用工企業列為第二被告，揚州勞動力發生企業為第一被告。上周，法庭第二次公開審理該勞動糾紛案時，揚州用人單位為逃避不簽合同要再支付一倍工資的處罰，主動賠償小黃經濟損失4000余元，這也是今年揚州第一起由法院判令本地企業承擔賠償的勞動糾紛。

    法官：企業間員工互借已成非法用工重災區

    “企業間員工互借，幾乎成了非法用工的重災區。”一位法官表示，企業之所以在最后關頭主動出來承擔賠償責任，而規避不簽合同要再支付一倍工資的處罰，就是擔心其他勞動者會效仿一倍工資的巨額賠償。

    自2008年新勞動法實施后，勞動者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可俗話說得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規避新規的懲罰措施，一方面，企業用工越來越正規；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企業為減少成本，采取比傳統非法用工更極端的手段——相互“借用”員工。

    單位與單位之間借用員工，實質就是你把員工借給我，我把員工借給你。在雙方互借過程中，勞動力發生企業只要支付員工的基本工資，而不需要繳納任何社保基金。這種情況下，如果兩家企業都不給勞動者繳納各種社保，那么，勞動者也會因舉證難而沒精力和財力起訴勞動發生地企業。即便告上法庭，企業之間如果相互推諉或調查舉證，一來二去，法庭一年半載也不一定能查清誰該承擔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