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勞動力低成本的貢獻與新時期的問題

1. 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與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政策，引進外資、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較低，政府提供的土地、工商管理、交通、電力等條件好與稅收優惠多，每年又有1 億左右的農民工涌向東南沿海城市打工，進城的農民工每月收入平均水平只有600元左右(每小時約合0.3——0.4美元)，構成了我國階段性的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這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國獲得了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威望提高等巨大成就，這與勞動力低成本的重大貢獻密切相關。

2. 新階段的新挑戰

我國職工工資始終滯后于經濟增長幅度，在我國人均達到1700美元的發展新階段，一要保持在發展的黃金時期經濟持續平穩健康的從量的增長方式轉變為質的增長方式，二要在社會矛盾的多發時期及時地緩解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貧富之間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這是新時期提出的新挑戰。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調查分析，1978——1998年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資本的貢獻率為28%，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貢獻率僅為3%，而勞動力的貢獻率高達69%。調查研究認為，2004年中國勞動力供給增長率首次出現下降，預計2011年勞動力供給不再增加，2021年勞動力總量開始減少。盡管有觀點認為，正是長期的低工資所帶來的低成本競爭優勢才造就了廣東、浙江的經濟神話，一旦提升人力成本，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將大打折扣。但實際情況是，在目前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的環境下，單一的低成本無法再具有競爭優勢，有時反而會成為競爭者指責中國商品傾銷的口實，為此，中國經濟就要轉變曾經單一倚仗的低成本競爭優勢而轉向依靠創新、品牌等綜合競爭優勢。

二、 我國勞動者勞動報酬的現狀

1. 我國職工工資增長比GDP慢一倍，職工工資占GDP比重下降1/3

根據國家統計局于2006年1月9日對GDP歷史數據修訂結果的公告，我國GDP 1993年為35334億元到2004年增長為159878億元，增加了3.52倍，而同期職工工資總額從4916.2億元到2004年增長為16900.2億元，增加了2.44倍，11年來慢了一倍多；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1993年為17.28%下降到2004年的12.16%，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減少了5.12個百分點，將近1/3左右。

2. 我國固定資產(物質資本)投入多，教育經費(人力資本)投入少

我國從2000年到2005年期間，固定資產投入額增長率(%)分別為10.3，13.0，18.9，27.7，28.8，25.7，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當年GDP的比重(%)分別為33.2，33.9，36.2，48.3，44.1，48.6，但是，作為人力資本投入主體的全社會教育經費的年增長率(%)分別為14.9，20.5，18.2，13.3(2004、2005年缺數下同)，同期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分別為3.88，4.23，4.55，4.57。

3. 與國際比較，我國勞動者報酬屬于低水平

根據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編著的《IMP世界競爭力年鑒2002》資料2001年各國每個制造業工人每小時全部報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國為22.2，次之是美國為19.86，第三是日本為19.51，最低的是印度尼西亞為0.14，巴西為1.27，印度為0.78，我國排在倒數第三名為0.53，而德國、美國、日本、巴西、印度相當于我國的倍數分別為42、38、37、2.5、1.5。當然，經濟水平決定工資水平，但也要與我國經濟發展相匹配。

4. 我國勞動者基本上得不到收益性分配

我國勞動者作為人力資源的所有者享有相應的權益，包括勞動力的所有權、使用權、自主流動權、補償保全權和收益權等。工資性的所得不是收益性的分配，它與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需要扣除補償一樣，是消耗掉的人力補償價值，對勞動的資本力(創造出的新價值即稅后凈利潤)應獲得收益性分配，現行企業財務會計體系基本上未作反映，實際上國有企業沒上繳給國家財政，非公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者也基本上沒有分配給勞動者，留下滾動作為企業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基金、風險基金和其他消費，這也是我國歷年投資過熱難降的資金與制度根源。

三、 適度提高勞動者報酬，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1. 適度提高勞動者勞動報酬與收益水平，有利于理順消費與投資的結構關系。

2. 適度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從發展知識經濟分析，有利于我國中長期的人才強國戰略和自主創新科技的發展，有利于人力資源的開發，有利于教育資金投入的增長，有利于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和人力資本的積累。

四、 對策思考與建議

1. 充分認識發揮教育工程與科技工程在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積累中的重大意義，改變我國在投入上多是“見物不見人”的做法，需要扭轉重視固定資產投入輕視教育工程投入的偏向。

2. 要建立勞動報酬與收益分配的長效增長機制和法規。

3. 勞動報酬與收益分配須加強管理：由于我國處于改革開放的黃金發展時期和社會矛盾的凸顯時期，為了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必須統一規范和依法管理勞動報酬與收益分配，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改變目前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如城市與鄉村的差距，如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如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和三資企業與個體企業的差距。